【文藝作品中的二戰故事】二戰文學的跨世代迴響
作者:李迅典 钱佳音 刘雅婷 王舒怡 王婧瑜
【環球時報記者 李迅典 錢佳音 劉雅婷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王舒怡 王婧瑜】編者的話:“文藝作品中的二戰故事”系列報道第三期,《環球時報》記者邀請“50後”英國曆史學者布坎南、“70後”茅盾文學獎得主徐則臣、“00後”越南留學生,共同講述最觸動他們的二戰題材文學作品,及其對戰爭與和平、人性與命運的思考。
“50後”英國曆史學者布坎南
從唐寧小説裏發現被忽略的抵抗者
近日,《全球視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31-1953》的作者、美國佛蒙特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英國曆史學者安德魯·布坎南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分享了他對二戰文學的理解與閲讀感悟。他表示,儘管關於二戰的書籍眾多,但作為一名歷史學者,若想深入瞭解西方視角下的二戰歷史,他特別推薦英國曆史學者大衞·切薩拉尼寫的《最終解決方案:猶太人的命運》。
布坎南介紹,《最終解決方案:猶太人的命運》是一部具有權威性的歷史著作,系統記錄了歐洲猶太人的悲慘遭遇。該書基於數十年學術研究,並融入了蘇聯檔案解密後的新發現、西方情報機構的解密記錄,以及集中營中留下的日記與報告。“我認為,對於不太熟悉西方二戰歷史的讀者來説,這本書非常生動地展現了二戰中極端殘酷的暴力行為,而這種暴力實際上貫穿了整個戰爭時期。”布坎南表示,儘管該書聚焦於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行動,但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它對理解整個二戰具有重要意義。
布坎南還表示,歷史小説也能幫助讀者更深入地體會歷史的某些情感和細微之處,並特別推薦了英國作家大衞·唐寧的“車站系列”間諜小説。該系列小説以二戰時期的柏林為背景,故事圍繞主人公——在德國工作的英國記者約翰·羅素被捲入多國情報機構的間諜活動展開。布坎南表示,該系列最吸引他的地方在於其獨特的敍事視角:“讀者並非被動接受歷史事實,而是通過人物的眼睛親歷事件。這種敍述方式使歷史變得層次豐富、更具個人化的理解。”布坎南特別提到,唐寧對德國共產黨黨員及其支持者反抗納粹的描寫令人印象深刻。在那個壓抑的時代背景下,儘管這些共產主義者無法公開表達政見,卻仍在艱難尋求抵抗納粹的途徑。布坎南指出,在許多西方文學作品中,這一羣體的存在往往被忽略,但在包括《休假中的亡者日記(Diary of a Dead Man on Leave)》等多部作品中,唐寧都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瞭解這一羣體的全新視角。
除了西方作品,布坎南還特別談到中國作家餘華的小説《活着》。他告訴記者,儘管《活着》並不屬於二戰文學,其時間跨度也遠超戰爭年代,但這本書讓像他這樣既不在中國生活、也未曾親歷二戰的人,真切感受到抗日戰爭及戰後動盪如何深刻影響普通民眾,尤其是中國農民和工人階級的生活。“我非常喜歡《活着》這本書。在中國的經歷也讓我對戰爭期間中國人的遭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談到閲讀二戰文學對年輕一代的意義,布坎南強調:“如今的年輕人,或許他們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還保留一些戰爭記憶,但大多數人已與那段歷史相隔甚遠。因此,我強烈建議年輕人主動閲讀歷史、尤其是紀實類作品,去體會歷史中的人物與經歷。”
“70後”茅盾文學獎得主徐則臣
《鐵皮鼓》敲出小人物的吶喊
茅盾文學獎得主、“70後”作家徐則臣近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分享了他關於二戰文學的感觸和思考。徐則臣提到,在浩如煙海的二戰文學作品中,有兩部作品讓他感觸最深,分別是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創作的“但澤三部曲”第一部《鐵皮鼓》以及德國法律教授和法官本哈德·施林克在1995年撰寫的《朗讀者》。
據徐則臣介紹,《鐵皮鼓》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講述了二戰時期小男孩奧斯卡的人生故事。生於1924年的奧斯卡,在3歲時目睹了成人世界的荒誕與無聊,於是故意摔下地窖傷了脊柱,從此停止長高。他的一生就是戰爭帶給人民苦難的縮影,是納粹罪行最濃縮的映照。在人生最激盪處,他用爆裂的鐵皮鼓敲擊術震碎玻璃,替自己和千萬民眾吶喊出動盪時代的痛苦。
“小奧斯卡的經歷就是個人跟歷史命運聯繫在一起的體現,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文學中有意義、有價值的歷史。”徐則臣強調,提到文學作品中的歷史書寫,只有那些真正實現將歷史和故事裏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將歷史事件深刻嵌入人物生命內部的作品,在文學意義上才是真正有效的。“在這本書裏,作者將整個二戰的歷史包括他自己對二戰的反思,都融入到奧斯卡個人成長的命運中,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朗讀者》則是以一個更加微妙的小切口切入二戰歷程,書中講述了20世紀50年代的德國,男學生米夏與36歲女主人公漢娜發展了一段忘年戀,直至有一天漢娜突然不辭而別。而在多年後,兩人在審判納粹戰犯的法庭重遇,彼時漢娜因為曾經擔任過納粹集中營的女看守而淪為一名戰犯。為了隱藏自己不識字的秘密,漢娜在法庭上不願提筆在白紙上寫下黑字做筆跡比較,並因此揹負罪名被判終身監禁……徐則臣提到,這部小説更多的是探討了在戰爭中,當道德跟政治相遇以後,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人,應該如何自處,如何反思自己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
談及對未來二戰文學創作的看法,徐則臣認為,未來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歷史的觀點可能總體上不會有特別大的變化,但在創作時選擇的角度可能會更具有當下時代的特點。“不同的時代對同一個題材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一是體現在敍述方法上,二是作品的出發點上,創作者應該站在現在的視角去重構那段歷史,儘量賦予它新的敍述和解釋。”
徐則臣坦言:“當同樣一個故事被不同時代的人書寫,人們想要從中看到的必然是不同時代的作者在講述這段歷史時所攜帶的獨特時代印記,攜帶的關於那個時代可能具有的某種歷史觀,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文學作品。”
“00後”越南留學生
“《金陵十三釵》讓我瞭解日軍侵華歷史”
越南年輕人如何通過二戰題材文學瞭解二戰故事?《環球時報》記者採訪了南京大學的兩名越南“00後”留學生吳香梅和陳光雨。談及最觸動的作品,吳香梅首先提到了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金陵十三釵》像一幅血淋淋的畫卷,以最直接、最清晰的方式刻畫戰爭的慘烈,讓我得以瞭解到當年日軍侵華的這段歷史。”吳香梅對記者説,書中讓她印象深刻的,並非僅僅是戰爭場景,而是那些曾經鮮活存在的普通人,“他們和我們一樣曾愛過、痛過,在戰火中掙扎過。書中那些看似微小的細節才是靈魂所在,它們殘酷地揭示了戰爭殺人,遠不止於炮彈,它是用飢餓、疾病、絕望,甚至剝奪人類對美好生活的最後一絲嚮往,來扼殺生命。”
另一名“00後”留學生陳光雨則在英國作家安東尼·比弗的《保衞斯大林格勒》中找到了情感共鳴,陳光雨表示,這本書以其獨特的視角呈現了戰爭的殘酷。“凍僵的屍體、被遺棄傷兵的呻吟、地窖裏的絕筆信、廢墟中唯一完好的兒童噴泉雕塑……”陳光雨對這些細節記憶猶新,他説道:“讓我最為動容的是人性微光在至暗時刻的閃現,這本書沒有勝利的凱歌,只留下一個沉重的詰問:人類真能從自我毀滅中吸取教訓嗎?《保衞斯大林格勒》是一面鏡子,照出我們靈魂深處的黑暗,也映射出對和平最深的渴望。”
隨着對二戰文學的深入理解,吳香梅和陳光雨對歷史的認知也有着自己獨特的見解。吳香梅表示,對和平年代的青年而言,“二戰題材文學作品超越了認知,讓我們彷彿親身‘感受’戰爭的殘酷,這種深刻體驗揭示了和平的珍貴與來之不易,提醒我們珍惜和平生活。”陳光雨則更側重於歷史教訓的當代迴響,他表示,“作為年輕一代,閲讀二戰文學的核心意義在於它能讓我們清晰看到,戰爭這台機器的殘酷及其對普通個體命運的改變。這種警示在當下依然硝煙瀰漫的衝突與戰爭中,顯得無比鮮活而刺眼,歷史並未走遠。”
談及未來二戰題材文學創作的創新方向,吳香梅和陳光雨也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吳香梅認為,“在當代語境下,二戰題材的文學創作可以多挖掘戰爭中默默承受苦難的普通人的故事,讓觀眾從文字中感受到當年的痛苦、掙扎與人性。”
陳光雨則提出了三個創新維度:“首先是視角的平民化,不再過多聚焦統帥,而是戰壕裏的士兵或平民的日記;其次是史料的跨界運用,比如結合戰地醫護檔案和社交媒體碎片來展現創傷的多維度;最重要的是建立歷史與當下的對話。”他表示,這種創作不是為懷舊,而是為解剖戰爭基因,當年輕人讀到二戰中猶太女孩安妮的日記與今天加沙兒童塗鴉的廢墟和寫下的生存日記產生共鳴時,歷史才真正完成其警示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