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廣：在中東歐感受歐盟“圈層”

7月12日，坐上Flixbus（歐洲最常見的旅行巴士）那一刻，我未曾料到這趟中東歐之行會重塑我對歐盟的認知。此行的路線是從荷蘭烏特勒支向東行進，途經德國、捷克、奧地利、斯洛伐克，最後抵達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它串聯着曾被“冷戰鐵幕”嚴密隔離的歐洲。在蘇聯解體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持續推進三十餘年的今天，它所呈現出的不只是一條追求融合與一體化的“申根之路”，也是一條充滿矛盾與張力的“裂痕之路”。特別是那些處於前華約腹地的“新歐洲”國家，似乎始終經受着某種在歷史重負與洶湧的歐洲化浪潮間被撕扯的陣痛以及發展的困頓。

跨過易北河，捷克布拉格像一座被層層歷史包裹的城市，哥特與巴洛克式教堂的尖頂之下，是“布拉格之春”的幽影與“天鵝絨革命”的温和勝利。在與當地人的交談中，我反覆聽到一個詞：“懷疑”——對歐盟、對西歐精英、對“普世價值”的懷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大意為：“當我們滿懷期待地向西看，卻不知自己究竟在西方的哪裏。”我想，這或許也是整個中東歐的心理註腳：既不再是蘇聯式的“東”，也未成為西歐式的“西”。捷克雖為歐盟成員國，但這種文化上的“居中感”使其在西方與東方之間保持某種程度的認知模糊。這不僅是地緣的模糊，也是價值的碰撞。例如，捷克社會在面對俄烏衝突時表現出明顯的意見分裂，布拉格的列儂牆上可以同時看到挺戰與反戰的標語。

我還發現，無論是在歐盟成員國之間還是歐盟次區域之間，都存在一種身份圈層。令人意外的是，這種身份圈層也存在於國家內部。作為前東德的第二大城市和蘇軍駐德集羣的軍事後勤中樞，萊比錫在後社會主義轉型過程中同樣面臨着一種與德國西部身份錯位的窘境。在參觀萊比錫民族英雄紀念碑時，與我同乘一輛巴士的萊比錫大學榮休教授漢斯告訴我：“統一三十多年了，可西部人還是總愛教我們‘如何正確記憶’。雖然柏林牆倒在了地圖上，可依然還立在人們的腦子裏。”

從西到東，我能明顯感受到的不只是歐洲的身份圈層，還有經濟圈層。不管是在西歐與中東歐的次區域間，還是在中東歐國家之間，抑或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其社會面貌與經濟發展都呈現出“中心-外圍”特徵。

首先，西歐與中東歐之間。據統計，以荷蘭與德國為代表的西歐，2024年經濟總量均超過萬億美元，德國更是以4.66萬億美元雄踞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而捷克、奧地利、斯洛伐克與匈牙利四國的經濟總量之和才大致與荷蘭相當，約1.23萬億美元。可見，西歐與中東歐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之大。

其次，中東歐國家之間。作為當年奧匈帝國的“雙生之都”，奧地利維也納和匈牙利布達佩斯呈現出大為不同的發展面貌。如果説維也納是中歐的“優雅門廳”，那麼布達佩斯則是多瑙河畔的“喧囂客廳”。在捷克、奧地利、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國中，奧地利經濟體量最大且最為發達，是中東歐僅次於波蘭的第二大經濟體。在匈牙利，歐盟認同的斷裂幾乎是具象的。近年來，在歐爾班政府的領導下，匈牙利因持續強化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敍事而被視為歐盟中的“問題成員國”。事實上，身處布達佩斯，年久失修的建築、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不同膚色的族羣等，都讓我如此具象地體會到“發展才是硬道理”。

相較於維也納和布達佩斯，處在二者之間的“夾層首都”，即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則顯得相對沒有存在感。之所以稱其為“夾層首都”，一方面，是因為它的城市區位優勢並不明顯。布拉迪斯拉發地處斯洛伐克、奧地利和匈牙利三國交界處。乘坐巴士從布拉迪斯拉發出發，約一個小時車程便可抵達維也納和布達佩斯，這大大削弱了其區域吸引力。另一方面，布拉迪斯拉發被包夾於兩山之間的地形結構特徵——西側緊鄰阿爾卑斯山脈，東側靠近喀爾巴阡山脈，多瑙河貫穿市區，大大限制了城市擴展和交通建設。因此，在布拉迪斯拉發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跨境通勤。許多斯洛伐克人會選擇在維也納或者布達佩斯工作，在布拉迪斯拉發生活。由此不難得知，斯洛伐克的經濟體量在捷克、奧地利、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國中是最小的。

最後，國家內部。一個典型例子是捷克的布爾諾。雖然它是捷克僅次於布拉格的第二大城市，但相較於布拉格的喧囂和國際化，布爾諾更像是一個遠離城市的小鎮。在當地人心裏，這種完全被布拉格“搶盡風頭”的邊緣感十分強烈。

總之，從荷蘭至匈牙利，可以明顯感受到歐洲一體化之路暗藏裂痕。歐洲化在此並非單向度的演進，而是在經濟、文化等多維度上的摩擦與調整，並在不同國家、不同城市呈現出各自的速度與方向。這種張力塑造了今日中東歐的獨特氣質：對外，它是歐盟東擴的成功案例；對內，它是歐盟身份圈層與經濟圈層的邊緣場域。也許，這也是理解歐盟未來的一個側面。（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