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錚、袁欣瑤：後真相時代，公共討論需要慢下來

“貴陽女子怒砸保時捷 911”“中國籍女子嫁到外國貧民窟求助回國”等近期熱傳視頻，接連被戳穿是為博取流量而精心策劃的擺拍造謠。這些亂象，嚴重擾亂了網絡秩序，誤導了公眾認知，甚至帶偏了網絡輿論。確實，隨着社交媒體快速迭代，不只資訊類網絡平台，越來越多的長短視頻、娛樂、生活服務類網絡平台都成為公共輿情策源地，擁有了公共討論的空間，但遺憾的是，人們越來越察覺到，在網絡上，“所見未必真”“所聽未必實”。在後真相時代，公共討論尤其需要慢下來。

必須認識到，網絡空間的情緒蔓延廣而快，比事實更早到達，這是必然規律。一個視頻片段、一段文字截圖、一張隨手拍的照片，都可能在幾個小時內席捲輿論場，吸引無數人轉發、評論。但另一方面，這些網絡“民情”是與紛繁複雜的社會維度交織在一起的：例如媒體生態快速變遷帶來的主流媒體公信力顯著下降，社會心態的關鍵引導力來源日益分散，公眾關切度高的社會分配、貧富差距、教育公平、食品安全等熱點事件回應與處置延宕產生的民眾耐心消耗，算法媒體引發的信息繭房與觀點極化，加速社會與個體上升空間焦慮……在如此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看似不易察覺或輕描淡寫的草蛇灰線，往往成為特定條件下爆發的“扳機”，極易產生公眾情緒的流瀑現象。而當裹挾着不同觀點和視角的情緒洶湧相遇，就容易被推波助瀾變成錢塘潮一樣的碰撞。

特別讓人擔憂的是，理性和剋制在頁面刷新和信息洪流中被明顯稀釋。這種傳播環境中的個體極易被“標籤化”。觀點是無暇被細聽的，發表觀點的人很容易被簡化為某個身份、立場或符號，對立面的矛頭會越過屏幕，直指家庭背景、教育經歷、發表過的言論甚至家人。這種去個性化的過程，讓人失去對他者的感知，被圍攻的對象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某種可以攻擊的類型。“開盒”正是最為集中的表現——它摧毀了法定的隱私邊界，把輿論從針對具體行為的討論，引向了對人的全盤否定。更重要的是，這種攻擊往往打着“公共監督”或“伸張正義”的旗號，掩蓋了其本質上的暴力屬性。當“曝光”成為快感，當“羣體正義”越過法律與倫理的界限，就早已失去公共討論的應有之義。

值得警惕的是，“事實”和“真相”的語義已經發生了變遷。視頻的拍攝角度、剪輯順序、配文語氣，都可能在不經意間改變敍事方向；錄音或聊天記錄一旦脱離語境，也可能被賦予完全不同的含義。在短視頻和熱榜機制的高頻刺激下，人們會將情緒替代判斷，把轉發當作“參與”的全部。算法推送的單一化敍事不僅容易加劇立場對立，還很可能讓中間立場和複雜觀點失去空間。當集體情緒一次次在高點聚合、快速散去，公共記憶被壓縮，許多本該追問的問題在情緒退潮後便無聲消失。信息的短期爆發與長期遺忘交替上演，理性反思與改進的能力難免遭到削弱。

要打破這種循環，需要政府、平台、媒體和網友共同發力。政府用法律法規建立底線，對隱私泄露、人肉搜索、網絡暴力等行為明確界定，細化執行細則，建立快速、可執行的追責機制；平台調整算法邏輯，降低極端化內容的推薦權重，在熱點話題中引入事實核查標註或“真相進度條”，讓用户能夠在第一時間意識到信息的不完整與可能的變化。媒體在報道熱點事件時也應保持克制，重拾深度報道的功能，在細節尚不明朗時避免使用情緒化標題或暗示性敍事，在輿論高峯時應同步提供多方信息與背景解釋，防止公眾被單一敍事裹挾。

然而，再精密的法律條文、再智能的算法過濾、再專業的媒體報道，終究需要落地為每個網民的自覺行動。提升媒介素養，是數字時代公民的必修課：在信息高度不確定時，學會延遲判斷，不急於轉發和表態，是避免被情緒綁架的第一步；在情緒被刺激時，刻意給自己冷卻的時間，可以減少衝動帶來的傷害；主動跳出“信息繭房”，接觸不同立場和來源的信息，是抵禦偏見的必要方法；分清事實與觀點的界限，在核查之前保留懷疑，是保障判斷質量的底線；在真相尚未明朗時，選擇沉默，這並非冷漠，而是對事實和公共討論的尊重。這樣的自律，不僅能防止自己成為網絡暴力的推手，也能在無形中擴展理性聲音的生存空間。（作者分別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