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淵譚天：中國反制手段出現新變化
9月8日，中方宣佈對日本參議員石平採取反制措施，禁止其進入中國境內，凍結其在華資產，並限制其與中國的商業往來。
譚主注意到，這是外交部在近年來公開的反制裁清單和措施中，首次針對日本政客實施反制。
這次對石平的反制，是以外交部令的形式宣佈的。
這種形式並不常見。迄今為止，我國一共只有14次通過外交部令來宣佈反制裁措施。其中12次針對美國，另外兩次，一個是加拿大，一個就是日本。
這次制裁有何特殊之處，又反映了中國反制能力的哪些變化，譚主想分享一些看法。
這次的反制對象石平，原是中國人，26歲赴日留學，45歲轉為日本國籍。在此之後，幾乎在所有涉及中日關係的敏感議題上，他都罔顧事實：
不僅多次公開表態支持“台獨”分裂分子；
還支持日本政要參拜日本靖國神社；
並聲稱釣魚島並非中國領土；
甚至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
2009年起，他在日本右翼媒體長期散播不實言論，至今數百期，幾乎期期都在抹黑中國。
一個“只會發表歧視性言論”的政客，並未贏得日本民眾信服。
惡行累積，中方便依據相關法律，對此人採取三類反制措施。
這幾條措施，徹底斬斷了此人與中國的往來。
此前，日本還沒有任何一個政客遭遇過中國如此烈度的制裁。
在中方宣佈反制措施以後，有一些疑問，這些制裁到底會產生哪些影響？譚主不妨替石平拎一拎當下的形勢。
今年7月，63歲的石平以“比例代表”的身份首次當選日本參議員。也就是説，截至9月，他才剛擔任參議員兩個月。
所謂“比例代表”，並不是在某個選區直接擊敗對手，而是依靠所屬政黨在全國範圍內的得票比例分配到議席。
他的政黨，日本維新會，議席主要依賴大阪選區。
而大阪這座城市的發展，與中國緊密相連。
從經貿角度看，大阪長期是日本西部的物流和批發中心，與中國貿易往來最密切；
從經濟結構看，佔大阪經濟四分之一的批發零售業高度依賴中國遊客。僅心齋橋大丸百貨一家商場，今年一季度來自中國遊客的免税銷售額就同比增長了45%。
因此，一旦失去與中國的聯繫，首當其衝的就是大阪。
而一個靠大阪選區維繫議席的參議員，如果因個人行為切斷了與中國的往來，又能保有多少政治影響力？
這一點，維新會內部心知肚明。
更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大阪世博會的籌備。
早在2021年5月，大阪主要企業就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獲得了與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聯合項目的7500萬美元（約83億日元）貸款，用於能源相關建設。
大阪在關鍵項目上的資金鍊，與中國存在聯繫。可以説，正是維新會內部有識之士在推動着這一系列合作。
如果完全切斷他與中國的往來，對一個依賴大阪選區的參議員來説，無異於自毀前程。
總體看，中方的態度始終很明晰，中方始終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建設性管控分歧，牢牢把握兩國關係的正確方向，推動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不過，面對石平之流的挑釁，中國仍會拿起多元的反制工具進行反制。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宋國友告訴譚主，長期來看，制裁的本質並不在於石平個人，而在於震懾和約束，讓更多人意識到錯誤言行的危害。
換而言之，這次制裁更大的意義在於警告其他日本政客和反華勢力。
如果把外交部歷次關於反制的表態和文件放在一起看，會發現走到如今首次公開制裁日本政客這個階段，中間經歷了幾個重要的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2019年12月。
當時，外交部開始通過發言人表態宣佈制裁，正式公開確認採取反制行動。2019到2020年基本如此。
第二個轉折出現在2021年3月。
中方首次對制裁對象公開、且明確採取三類制裁措施。同年，《反外國制裁法》正式頒佈。
《反外國制裁法》明確規定可對制裁對象採取多種措施。
法律一出，制裁的做法也就有了標準化的框架。
第三個變化出現在2022年12月。
當時，外交部部長簽署外交部令，對餘茂春等人實施制裁。這是首次以正式外交部令方式執行，標誌着我國反制裁工作的法治化水平進一步提升。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霍政欣告訴譚主，制裁本身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法律表達，首要作用就是威懾。它意味着，只要存在損害中國利益的行徑，中國就可以動用法律工具庫進行反制。最新這次對日參議員的制裁也説明中方的手段正在趨向成熟、體系化。
《反外國制裁法》除了明確的三類措施，還留有一條“其他必要措施”。
霍政欣跟譚主分享，我國的反制工具箱裏，不光有《反外國制裁法》，還包括“不可靠實體清單”等一系列法律規定的經濟工具。需要的時候，都會適時使用。
那些妄圖散佈涉華不實言論的政客，也得掂量掂量後果。
關於制裁的目的，專業人士也跟譚主分析，反制裁的核心是讓相關企業和個人更加謹慎，不敢明目張膽去損害中國利益。對個人的政治得失，只是制裁的目的之一，真正重要的是“波及效力”。
這種效力，至少體現在兩個層面。
第一，是直接波及的範圍。
不論是個人、親屬，還是組織，都可能成為反制對象。
《反外國制裁法》明確規定反制對象。
針對機構，制裁往往直擊高層；針對個人，則延伸到直系親屬，但制裁的核心都是威懾。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制裁對象涵蓋軍事相關實體、政治人物、非政府組織，甚至智庫和研究機構。
第二，是對外部的震懾力。
從數量變化也能看出來，制裁有波峯和波谷。比如2021年大規模出台措施後，2022年數量明顯減少。去年制裁數量又大幅增加，今年則有所側重。
2021年與2024年，相關方頻頻對我發起挑釁，中方對此有力回擊。
這個節奏本身，恰恰體現了我國制裁手段的針對性，也是波及效力的體現。
也正是在這樣的波及效力的影響下，在今年整體數量縮小的同時，制裁的對象範圍卻在不斷擴大。
早些年，我國的反制多針對歐美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但今年以來，範圍已經首次延伸至菲律賓、日本等。
這種延伸，説明我國反制能力的影響力和持久力正在同步提升。
所有這些變化疊加在一起，傳遞出的信號非常清楚——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下，中國通過法治手段維護核心利益的能力在不斷增強。
相比訴諸武力或單邊霸凌行為，中國採取的是法治化的方式。未來，隨着我國綜合國力持續提升，這些措施的效力還會越來越強。
譚主最後想説，石平只是一個案例，但背後的信號非常清楚：
中國在核心利益上的底線不可觸碰，也完全有能力、有法律基礎、有經驗，通過多層次、多手段進行有效反制。
對於那些想通過挑釁或政治炒作獲取短期利益的個人或機構而言，應當且行且小心，且言且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