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雲鑫、邵景楷：日本未來的“知華派”人士在哪

不久前，筆者二人結束在日本的短暫考察，此行對日本多所高校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中日學者進行了拜訪，還到了永田町和霞關日本中央省廳與政黨所在地等，近距離感受日本當前的政治生態。一個突出現象是，參加涉華學術會議的日本學者多是些老面孔，其中多數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留學或生活過。而日本年輕一代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中，有相當比例沒有在中國長期生活或者留學的經歷，有的甚至是在美國積累的中國研究經歷。可見，當前日本學界的“知華派”正呈現明顯的“老齡化”趨勢。

外交層面亦是如此。日本雖於2022年在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下設制定對華中長期戰略的“戰略班”，但從實際的對華外交人員來看，曾經精通中文並在中國有研修經歷的“中國學派”外交官陸續淡出日本政壇或被邊緣化。在“知華派”人士恐現斷層的當下，日本不僅對中國釋放的外交信號可能產生誤判，長期來看，甚至可能對中國產生錯誤認知，進而加劇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

在戰後中日關係史中，如果以20世紀90年代為界，日本“知華派”人士可劃分為兩代。第一代“知華派”人士活躍於戰後初期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日蜜月期，他們大多經歷過日本侵華戰爭，並對日本對華欠下的歷史罪孽具有負罪感與愧疚感。基於對華情感與政治立場，這一代“知華派”人士幾乎可與“親華派”畫等號。檢索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報》後可以發現，共有601位外國人士被《人民日報》稱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從國籍看，日本人最多，達111名，其中不乏老一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挖井人”。

這一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變化。1993年，自民黨結束維繫38年的長期執政，1996年，長期友華的社會黨進行改組，此時的日本政壇也實現世代更替。政壇的劇烈震盪和權力更替波及日本的對華政治生態，新一輩“知華派”羣體出現分化。一方面，部分第二、三代政治家（如鳩山由紀夫、福田康夫）接續父輩的親華傳統，成為推動中日友好、妥處兩國分歧的新一代“知華派”；另一方面，隨着冷戰結束以及美國對台戰略轉向，日本產生了一批“親美友台”人士。相較於上一代，9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華派”在對華態度上不再具有濃厚的“贖罪”意識與“助華”情懷。

當下，“知華派”在日本陷入兩難境地。例如，自民黨內被稱為“鴿派”的前“宏池會”二號人物林芳正在去年參選自民黨總裁的時候，有極端聲音曾稱“正因為他知華所以選不上”。這種極端言論折射出日本“知華派”羣體如今的尷尬處境：在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知華”本應成為日本政界的寶貴“儲備金”，但“知華≈親華”的污名化論調，卻極易讓這類人士陷入爭議漩渦。

此外，日本的“知華派”還面臨其他困境。隨着上一代“知華派”離世或淡出政壇，新一代“知華派”再難形成羣體效應以應對日益右傾化的政局。而且，在官僚體系內，“知華派”逐漸被邊緣化，不再居於日本外交決策的核心圈層。在安倍晉三執政期間，他刻意任用非“知華派”人士擔任外務省中國課課長等要職。安倍去世後，這一情況依然如故。2024年，金杉憲治成為7年來首位非“中國學派”出身的駐華大使。日本前駐華大使垂秀夫曾坦言，繼自民黨前幹事長野中廣務（2018年去世）、二階俊博（2024年宣佈不再參加眾議院選舉）之後，日本政壇已難再有對華溝通的強有力人脈。隨着近年來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劇，加之日本社會慣有的“讀空氣”式輿論環境與“忖度”的政治文化，“知華派”人士逐漸不敢公開客觀表達其真實的對華態度。

面對日本“知華派”的代際嬗變與現實處境，期望日本能與中方一道，為日本“知華派”人士的成長與發揮作用創造更友好的環境。首先，日本媒體需摒棄對華認知的“負面濾鏡”，以客觀、理性態度呈現中國真實的發展面貌，減少對民眾，尤其是年輕人赴華的心理誤導，降低他們“用腳丈量真實中國”的心理門檻，助力他們形成對中國現實的客觀判斷。其次，期待有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可以珍視並賡續上一代“知華派”人士與中方結成的傳統友誼，引導相關羣體主動傾聽、理解彼此關切，共同探索並構建中日關係新型敍事。最後，期待日本能夠正視“知華派”人士在中日關係中的獨特價值：即使當前處境困難，這類羣體仍是可以在關鍵節點發揮作用的“減震器”，應主動為“知華派”人士提供支持，助力他們在中日危機管控和多層次交流中繼續發揮橋樑作用。

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日本“知華派”人士的現實困境也折射出中日曆史認知的裂痕。如何正視歷史、繼往開來，使日本重新客觀校準其對華政策，將是中日兩國的共同課題。（作者分別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講師、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