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澤宇：日韓人才焦慮為何演變為顯性危機

近日，韓國廣播公司（KBS）播出的一部名為《洞察：人才戰爭》的紀錄片，將韓國頂尖人才扎堆湧入醫療行業，而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人才短缺的現實赤裸裸地呈現在公眾視野；與此同時，日本也在與印度洽談計劃未來五年引進5萬名印度高技術人才，以填補國內信息技術（IT）和工程領域的勞動力缺口，卻引發國內激烈反對。日韓兩國的“人才焦慮”已然演變成了肉眼可見的顯性危機，要找到破解這一困境的出路，首先需要釐清其背後交織的共性成因與各自獨特的結構性難題。​

整體上看，日韓兩國的人才短缺並非由單一因素造成，而是人口、社會、制度、教育等多重矛盾相互疊加的結果。兩國既面臨着跨越國界的底層困境，又因發展路徑的差異存在着獨特的難題。​

在共性方面，人口結構失衡與社會價值取向偏差，構成了兩國人才危機的“基底矛盾”。作為全球少子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兩個國家，日韓兩國的勞動力總量正持續萎縮。日本因人口規模縮減，不僅消費市場日漸萎縮，投資吸引力也隨之下降，制約了其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韓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已降至2%以下，據預測到2040年可能僅剩0.1%，“技術強國”的地位正面臨嚴峻挑戰。勞動力基數的不斷減少，使得高端人才的“存量爭奪”愈發激烈，導致STEM、IT等戰略性領域的人才缺口難以通過國內填補。與此同時，兩國社會也都存在“重短期回報、輕長期創新”的職業偏好，例如韓國人瘋狂追捧的醫療行業有着高薪資、高穩定、高地位的“三高”優勢，日本學生則執着於“名校—官僚/大企業”的精英通道，這類價值取向直接導致理工科、基礎研究等領域出現“吸引力塌陷”，造成了嚴重的“人才錯配”。

而在差異方面，日韓兩國因產業結構、制度設計、改革阻力的不同，面臨着截然不同的人才難題。韓國的核心問題，在於醫療行業對STEM領域人才的過度“虹吸”。韓國專科醫生的平均收入約為韓國人均收入的6至7倍，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位居第一，加上醫生職業受政府制度保障，抗經濟波動能力強、社會聲望高，已在韓國社會形成了“成功職業”的普遍認知。2025年韓國普通高校招生數據顯示，醫學院報考人數同比增長約30%，而理工科院校的入學申請人數卻同比鋭減約38%。對此，韓國政府曾計劃醫學院擴招以緩解競爭，但最終還是因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羣體強烈抵制而擱置。​

與之相對，日本的關鍵矛盾集中在“結構僵化”與“科研封閉”上。長期以來，東京大學等名校畢業生大多流向高級官僚、金融、律師等職業。同時，終身僱傭、年功序列的管理制度和論資排輩的職場文化，導致薪資代際差異巨大。這對青年研究人員的職業發展極為不利，奔赴美歐等地也成為了本就不多的高端技術人才的好選擇。

在科研交流上，日本部分科研領域自成體系，缺乏國際交流與標準接軌，“加拉帕戈斯化”現象嚴重，難以吸引海外頂尖人才，也弱化了日本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話語權。此外，日本企業對新興技術投入較為謹慎，科研投入仍偏向傳統優勢領域，阻礙了前沿技術的發展。儘管日本政府有意引進海外人才，但由於近年來國內右翼民粹勢力炒作“外國人問題”，掀起排外輿情，導致海外人才政策的落地效果大打折扣。​

面對日益嚴峻的人才焦慮，日韓兩國需針對各自痛點精準發力，方能緩解“人才空心化”風險。對於韓國而言，解決的重點在內部，首要任務是打破“醫療虹吸”，重塑人才流向。例如在收入上，可以通過税收槓桿調整醫療行業薪酬結構，平衡醫生與STEM人才的收入差距；為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戰略性產業設立“人才補貼”。在教育上，擴大公立醫學院招生規模，減少家庭資本對教育資源的控制；同時改革高校專業設置，將STEM領域與產業就業掛鈎。​

日本則需要內外同時發力，打破“制度枷鎖”。在內部，逐步以績效為導向的現代薪酬體系和晉升通道替代“終身僱傭”“年功序列”制度，縮小青年與資深員工的薪資差距；同時推動企業與高校合作設立“科研見習崗位”、增加理工科博士培養名額，將科研資金向人工智能、半導體等新興領域傾斜。此外還要注意消解社會民粹、排外情緒。在外部，則要推動科研體系與國際標準接軌，參與全球科技合作項目，為海外人才提供簽證簡化、日語培訓、住房補貼等便利化支持。

日韓的“人才焦慮”，是發達國家在“後工業化時代”面臨的典型困境。人口紅利消退、制度慣性束縛、社會價值固化，每個問題都需要長期破解。歸根結底，落實人才戰略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重塑社會發展邏輯”的深層變革。只有打破路徑依賴，平衡短期利益與長期創新，日韓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科技競爭中保持勢頭，避免“掉隊”風險。（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