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昊宇：東亞區域經濟發展呼喚新型“雁羣模式”

當前，東亞區域合作正處在不進則退的十字路口。曾經引領東亞經濟奇蹟的“雁陣模式”效果逐漸減弱，東亞經濟隨後又迎來一段區域一體化的黃金髮展期，實現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如今，在逆全球化、技術競爭和地緣政治等多重夾擊下，東亞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動能減弱，發展瓶頸日益凸顯。當此時刻，區域國家只有反思“雁陣模式”的經驗和教訓，打造創新驅動的新型“雁羣模式”，實現從成本比較優勢向創新共生優勢的跨越，才有望重現集體性的經濟騰飛。

為何新的“小龍”“小虎”一時難覓蹤影

“雁陣模式”由日本經濟學者赤松要提出，它形象描述了東亞地區以日本為“領頭雁”，以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經濟體為“後續雁陣”的產業梯度轉移和經濟發展序列。該模式有三個關鍵特徵：一是線性梯度轉移，產業從技術領先國家向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依次轉移；二是垂直分工體系，各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相對固定，“領頭雁”掌握核心技術與資本，後續經濟體承接勞動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的中低端環節；三是出口導向驅動，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利用廉價勞動力優勢，大規模生產並出口，融入地區和全球市場，積累資本並推動工業化。這一模式在二戰後曾創造東亞經濟奇蹟，但時過境遷，如今新的“小龍”“小虎”難覓蹤影，原因在於其賴以成功的基礎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

首先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中國的快速發展成為東亞經濟最大變量，改變了區域產業發展的隊形。憑藉巨大的體量、完整的產業鏈和快速技術迭代的能力等，中國在成為低端製造業承接地的基礎上，不斷向着產業鏈價值鏈高端攀升，並逐漸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領域成為“領頭雁”。這就打破了東亞地區原有的梯度轉移模式，重塑了區域產品分工格局。

其次是全球價值鏈出現重構，傳統的產業整體轉移已被任務型的模塊化分工所取代。比如智能手機的設計、零部件生產、組裝、營銷可能分佈在多個國家，這就使得“後發國家”越來越難以通過承接一個完整的產業來實現全面工業化，而是很容易被鎖定在價值鏈的低附加值或特定環節。

第三是技術範式出現革命性變遷，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成為全球增長的新引擎。大數據、算法、算力、碳排放權等成為新的關鍵生產要素。舊的“雁陣模式”基於製造業的規模經濟，而新的經濟模式更依賴於創新生態、數據流動和標準制定。“後發國家”如果無法構建起自身的數字和綠色基礎設施與創新能力，就難以迅速跟上新的發展浪潮。

第四是地緣政治帶來深刻衝擊。美國鼓譟對華經濟“脱鈎”以及“友岸外包”等地緣政治動向，正在割裂和重塑全球供應鏈。尤其是美國現任政府的關税政策使得依賴美國市場的東亞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日益難以為繼。這就使得過去那種相對穩定、以經濟效率為導向的區域產業分工體系受到嚴重干擾，政府和企業決策更多受到安全和政治因素的影響。

“雁陣模式”的當代啓示

儘管一度奏效的“雁陣模式”已經走向終結，但其成功經驗依然可為破解當前發展瓶頸提供寶貴啓示。其中的核心在於，東亞經濟體需要堅持以開放包容對抗保護主義，更加主動融入區域和全球經濟體系。新形勢下，這種融入不應僅僅是開放市場、吸引外資建廠，更重要的是融入區域性的創新網絡、數字生態和綠色標準體系。在此過程中，政府在引導資源投入方向、建設基礎設施、培育新興產業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但產業政策的重心需要從“承接”轉向“培育”，即從單純的招商引資轉向培育本土創新能力、人力資本和有利的營商環境。

面對新挑戰，東亞地區需要一個超越線性和簡單層級分佈的新型發展框架。該框架或可概括為“多核創新協同網絡”模式，它不再是單一的V字形“雁陣”，而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狀結構。其特點有三：

一是多核共生，而非“單雁領航”。區域發展的動力源不再僅僅是日本或美國，而是由多個各具優勢的“核心節點”共同構成。比如日本在高端材料、精密製造、氫能源等領域扮演技術策源地的角色。中國則憑藉龐大的市場、領先的數字應用和強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成為區域的市場核心和數字技術擴散中樞。韓國可依託在半導體、信息與通信技術（ICT）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優勢，形成獨特的創新核心。新加坡發揮作為全球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的樞紐，扮演連接東亞與全球的制度與資本的中心角色。作為後發經濟體的域內其他成員，也不再是單一跟隨某一國家，或是全盤接受某一國的產業轉移，而是可以根據自身稟賦，選擇性地接入不同“核心”，形成多元化的發展路徑。比如越南可以同時接入日本的精密製造鏈、韓國的電子產業鏈和中國的數字生態網絡。

二是網絡化分工，而非垂直梯度分工。產業分工從線性的上下游關係，演變為在同一價值鏈不同節點上的水平協作。一個國家可能在一個產品的A環節是“下游”，但在B環節卻是“上游”。這就鼓勵各國發展更加強調細分和精準定位的“利基優勢”（Niche Advantage）。比如馬來西亞可以專注於半導體封測，泰國可以成為區域電動汽車製造和綠色農業中心，印尼則可以利用其鎳資源優勢成為電池產業的關鍵一環。各國在網絡中互為支撐，共同提升整個區域價值鏈的韌性和競爭力。

三是雙輪驅動，即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驅動經濟增長的不再是單一的製造業出口，而是數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兩大引擎。在數字經濟層面，通過擴大跨境數據流動、電子商務、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應用，創造新的附加值，提升傳統產業效率。在綠色經濟層面，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產業鏈、可持續農業和碳交易市場，開闢新的增長賽道。這就為後發經濟體提供了“換道超車”的可能性，它們可以跨越傳統工業化的某些階段，通過發展數字服務外包、建設區域性的太陽能電網等，直接進入數字和綠色經濟領域。

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進展，為這種“多核創新網絡”制度性整合提供了底層支撐。新型合作網絡的順暢運行需要統一的“操作系統”。《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區域貿易協定，正是這一網絡的制度基礎。這些協定通過降低關税、統一原產地規則、規範數字貿易和投資標準，極大降低了網絡內部的交易成本，促進了數據、資本、技術和人才的自由流動。

打造創新驅動的新型“雁羣模式”

為了將這一新模式從理論變為現實，地區各經濟體需要採取協同行動。在區域層面，一是要加快RCEP升級擴容，降低關税與非關税壁壘，推動成員就數字貿易、數據隱私、碳排放標準等新興議題達成更高水平的共識。二是要共推區域“新基建”，合作投資建設跨境光纜、5G網絡、數據中心、智慧物流體系、區域性智能電網和綠色能源項目，為雙輪驅動提供硬件基礎。三是設立區域創新基金，可由中日韓等國牽頭，聯合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構設立專項基金，支持東盟及其他後發經濟體進行數字化改造和綠色能源轉型。四是促進人才流動，建立區域內統一的學歷、職業資格認證體系，鼓勵科研人員、工程師和學生的交流，為創新網絡提供智力支持。

在國家層面，各國需要積極主動融入區域治理。中國作為地區最大經濟體，可以發揮“網絡樞紐”和“引領者”角色。一方面，繼續通過開放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推動RCEP升級，提升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另一方面，更加積極地提供區域公共產品，推動制定區域數字和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標準與方案。日、韓、新等發達經濟體應扮演“關鍵節點”和“賦能者”角色，通過技術輸出、標準共建、開放本國高端服務業市場，引領區域產業升級。東盟及其他新興經濟體需制定清晰的國家發展戰略，找準自身在數字或綠色價值鏈中的獨特優勢和切入點，同時加大投資於人，大力發展與數字技能、綠色技術相關的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優化營商環境，改革國內法規，使其與國際高標準接軌，吸引高質量、高技術的投資。 

誠然，東亞區域合作從來不是單一的經濟議題，其長足發展得益於冷戰後意識形態對抗格局的瓦解，今天區域一體化進程面臨的嚴重挑戰之一，正是來自於冷戰思維的回潮和陣營對抗的迴歸。重建政治共識、凝聚合作動能，是地區各國需要共同努力的首要課題。回望“雁陣模式”的成功經驗，其中一個深刻啓示在於堅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舊路徑已經無法複製，從產業梯度轉移的“雁陣模式”演進到網絡化協同共生的新型“雁羣模式”，是應對當前全球變局、實現區域經濟整體躍升的必然選擇。這一新範式強調的不再是追隨與被追隨，而是協同、共生與賦能。通過多核心的創新驅動，在數字與綠色兩大新賽道上構建網絡化的分工體系，並以堅實的制度一體化作為保障，東亞將有能力破解發展瓶頸，共同塑造一個更具韌性和潛力的未來。（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