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良：“楓橋經驗”出海展現中國治理智慧

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的“楓橋經驗”，如今已然成為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金鑰匙”。進入新時代，這一誕生於東方的治理智慧正突破地理和文化邊界，持續釋放治理效能，在國際舞台上煥發新的生機。例如，綜合中國駐所羅門羣島大使館微信公眾號的消息，今年2月至6月，中國和所羅門羣島警察部門已經聯合舉行了三期“楓橋經驗”專題研討會。此外，有外媒近日報道稱，所羅門羣島警方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圖片顯示，今年中國警方已走訪該國多個村莊，推廣“楓橋經驗”。

“楓橋”模式在海外生根發芽並非偶然，而是相關國家和地區回應社會治理需求的自主選擇。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治理體系正面臨深刻變革。一方面，長期以來，西方主導的法治模式在發展中國家屢屢出現水土不服——訴訟成本高昂、程序週期冗長、本土習俗易遭忽略，使得許多糾紛難以高效解決；另一方面，全球化縱深發展帶來的勞資糾紛和社會矛盾也在增加，亟須更具包容性、適應性、便捷性的治理工具。以“預防在前、調解優先、運用法治、就地解決”為核心內容的“楓橋經驗”，為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治理提供了獨特的中國方案，也為破解各種矛盾糾紛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路徑。

“楓橋經驗”的核心要義可概括為“三化”：矛盾解決的“在地化”（依靠基層羣眾、尊重本土習慣）、糾紛化解的“前置化”（從源頭預防到前端化解），以及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政府、市場、社會多方協同參與）。這些典型特徵恰好切中了當前多數國家社會治理面臨的痛點。例如，對於一些矛盾衝突，西方法律體系中的“兩造對抗”模式可能會加劇對立，而“楓橋經驗”倡導的協商調解，則能通過動員羣眾、加強對話的方式減少對抗，最終找到化解矛盾的最佳方案。

更關鍵的是，“楓橋經驗”的出海打破了法治模式“唯一論”的迷思。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對法治的認知多以西方法律體系為模板，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ADR）視為“次優選擇”。然而，“楓橋經驗”的實踐已然證明，法治的終極目標是定分止爭，實現社會和諧，而非單純追求庭審的勝負。“楓橋經驗”強調的調解，本質上是“協商民主”的微觀實踐：它不否定規則，而是將規則與情感、程序與實質正義相結合；它不排斥國家司法，而是通過“前端化解”減輕司法壓力，發揮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聯動作用。這種展現“和而不同”法治智慧的治理模式，豐富了全球社會治理的工具箱，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治理路徑提供了重要參考。

“楓橋經驗”出海傳遞的不僅是糾紛解決的藝術，更是一種“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民為邦本”的人本思想以及“和而不同”的文明態度，是全球文明倡議的生動實踐。“楓橋經驗”出海的核心是“經驗共享”，而非“模式複製”。它所倡導的基層自治、發動羣眾、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理念，與聯合國憲章的主權平等原則，以及倡導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爭端的方式一脈相承，是全球安全倡議的具體呈現。“楓橋經驗”堅持以人為本、多邊主義、多元共治，為矛盾化解提供了更多可能。它本着基層治理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體系由大家一起建設、治理成果由大家一起分享的邏輯去解決問題，本質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倡議的典型體現。

自“楓橋經驗”在所羅門羣島落地實踐以來，一些西方媒體和學者鼓譟這一治理模式“侵犯人權”“強化專制”。這些論斷既片面又短視，本質上是將“楓橋經驗”的豐富內容簡化為意識形態鬥爭的標籤符號，完全忽視了其作為治理智慧的本質內涵。中國是負責任大國，不會將自己的社會治理和運行模式強加於人，而是以開放的胸襟分享經驗，以包容的姿態推動合作。“楓橋經驗”在中國的成功源於“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其在海外的生命力也必將源於“尊重當地、服務當地、成就當地”。這場漂洋過海的治理實踐也將證明，中國方案從來不是為了取代誰而存在，而是為了成就全世界共同的美好未來。（作者是中國人民警察大學涉外安保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