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硝煙、走過風雨，一起了解“中華神劍”背後的奮進之路
“中華神劍”背後的奮進之路
■朱紀立 解放軍報記者 李 巖
“東風”“紅旗”“鷹擊”“長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閲兵式上，一枚枚“中華神劍”莊嚴通過天安門廣場，不僅昭示着東方雄獅的昂首屹立，更挺起了億萬國人的脊樑。
撫今追昔，方覺來路之多艱。新中國的成立是無數革命先輩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歷史和現實不斷警示我們：和平不是乞求而來，真理需要實力來捍衞。
我們銘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開創未來。當我們自豪於如今人民軍隊所擁有的先進武器時，不要忘記那段艱苦卓絕的“來時路”，不要忘記那羣為之奮鬥終生的中國軍工人。
從零開始，中國人也可以搞出導彈
有這樣一個“東西”，被賦予了“國之重器”的稱號。
毛澤東同志曾説：“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鄧小平同志曾説：“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這個“東西”就是核武器。核武器只是“子彈”，還要有發射“子彈”的“槍”——導彈。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我國已開始着手鑄“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聶榮臻同志諄諄告誡科研人員：“我們從蘇聯進口了一些武器裝備的樣品，要在消化的基礎上再搞自行設計。”他形象地比喻：“就像學會了走路，然後再跑步；就像爬樓梯一樣，爬完了第一層，才能爬第二層。仿製是為了獨創，但必須在仿製中把技術吃透，才能夠獨創。”
沒有計算機，就用手搖計算機計算，一條彈道計算需要用時21天之久；沒有設計資料，就從每一個電路到整機設備，在無數張座標紙上拆解、推導着密密麻麻的數據……
面對新中國“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面對僅極少數人接觸過的尖端導彈技術，中國軍工人懷着報效祖國的堅定決心，以嚴慎細實的工作作風彌補經驗的不足，逐步探索出一條從仿製改型到自行設計、再到自主創新的發展之路。
公開資料顯示，1960年11月5日，中國第一枚近程地地導彈“東風一號”成功發射，擊碎了“中國的導彈永遠上不了天”的預言。1964年，“紅旗一號”定型飛行試驗成功。1966年，中近程導彈“東風二號甲”完成兩彈結合，核爆試驗成功，打破超級大國的核訛詐、核壟斷。1965年，我國制定的《地地導彈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在1965年到1972年，研製中近程彈道導彈、中程導彈、中遠程導彈和洲際導彈，這就是我國軍工史上赫赫有名的“八年四彈規劃”。1980年，我國第一代洲際導彈“東風五號”全程飛行試驗成功。1982年，潛地導彈“巨浪一號”水下發射成功，標誌着我國具備了二次核打擊能力……
一次次從零起步、從無到有的成功不斷印證：正是因為有黨的堅強領導，軍工人幹事創業才有了“主心骨”和“定盤星”；正是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才能實現全國大協作和協同創新，才能把“不可能”變成“一定能”，創造出屬於中國軍工的一個又一個奇蹟。
堅持自主創新，走獨立發展之路
新中國成立後，武器裝備領域始終面臨着外界的打壓、封鎖、制裁，更堅定了我國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尖端技術的決心，倒逼中國軍工事業自力更生、自主創新。
1978年，改革開放的浪潮推動中國軍工事業不斷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體系。我國軍事工業歷經多次體制變革，逐步實現了向大型企業集團的轉變。“落後就要捱打”警醒國人，必須在高新技術領域奮起直追。
無論是在創建之初的艱難時刻，還是在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之後，中國軍工事業從來沒有幻想過走其他先進國家的發展路徑，也從未寄希望於別國的技術恩賜，而是一代接着一代、不斷攻克核心技術、掌握關鍵產品，勇闖技術無人區，實現了一個又一個突破，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軍工創新發展道路，把我國導彈事業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上世紀80年代初，在第二代防空導彈的論證會上，有人提出，技術跨度太大、我們基礎太弱，不如進口國外導彈。面對這種觀點，導彈專家於本水嚴肅地對大家説：“中國是大國，不能只買外國的雞蛋，我們必須學會自己養雞、下雞蛋，自主研發能力是買不來的。”
1960年，當毛澤東同志得知我國自制的火箭可以飛8公里時，他興奮地説：“8公里也了不起呀”“應該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65年後的九三閲兵式上，當東風-5C液體洲際戰略核導彈亮相天安門，一句“打擊範圍，覆蓋全球”引發全網熱議，網友們紛紛自豪地表示：“東風快遞，使命必達；射程之內，國泰民安。”
從“8公里”到“覆蓋全球”，屬於中國導彈的騰飛夢想一步步變成了現實。鋼鐵巨龍、俯瞰神州，中華神劍、縱橫蒼茫，自主創新精神不斷引領着中國導彈工業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歲月靜好，是因為有人遮風擋雨；科技進步，是因為有人負重前行。
在一次次震驚世界的試驗成功和技術突破背後，是一代代“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英雄軍工人。
1950年，錢學森為順利返回新中國，遞交了辭去美國海軍軍械研究所顧問職務的報告。美國時任海軍部副部長金貝爾得知後説：“無論在哪裏，一個錢學森都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師！”為此，錢學森受到美國政府迫害，失去自由，歷經5年才艱難回到祖國。回國後，錢學森全身心投入到祖國的火箭和導彈事業，為創建和發展中國的航天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為我國第一代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巨浪一號”的總設計師，黃緯祿下定決心一定要搞出中國自己的“爭氣彈”。當時已年過六旬的黃緯祿，由於長時間超負荷工作以及巨大的精神壓力，體重降了11公斤。有人説，黃緯祿這是“剜”肉“補”導彈，將這血肉補在導彈上，成就的是一個民族的希望和驕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這些鑄劍人追求的“名”與“利”，有着比常人更特別、更崇高的理解：“名”是隱姓埋名的名，“利”是大國利器的利。
帶領團隊研製出中國第一代陸基巡航導彈的劉永才院士，用切除70%的胃換來了新技術的突破；王振華總師一輩子紮根三線，和團隊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開創了三線基地獨立研製新型重點型號產品的先河。直到今天，還有許多“總工”仍然沒有走進公眾視線，或許若干年後，他們的功績才能夠為世人所知。
每一次鋼鐵利劍的騰飛而起，靠的就是這樣一代代軍工人不講代價、不談條件、無怨無悔的奮鬥和奉獻。
投身於此的年輕人也有別樣的“詩與遠方”：有的試驗隊員一年在試驗外場超過300天；有的科研人員連續11個元旦都在戈壁灘度過。
一位年輕的航天工作者曾寫下一首名為《戈壁母親》的詩：親愛的孩子，媽媽凌晨要去遙遠戈壁，原諒媽媽給你斷奶；媽媽出發了，像戰士一樣轉身離開你；在夢裏，媽媽的雙手延伸千里去擁抱你。
這飽含深情的詩句，正是新時代普通軍工人的真實寫照！
走過硝煙、走過風雨，一輛輛行進的導彈戰車莊嚴傳遞着守衞和平的自信和擔當，用鏗鏘有力的事實回應着60多年前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面對“中國究竟能不能搞導彈”時所表達的決心：“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這股自強不息的精神，始終激勵着一代代中國軍工人攻堅克難、奮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