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崗：選民流量化正在影響日本政治

日本年輕人對政治的態度正成為輿論關注焦點。7月的參議院選舉，年輕人投票取向的變化，成為自民黨慘敗、參政黨等激進民粹政黨興起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後石破”首相人選，能力存疑、但“年輕”“有活力”的小泉進次郎、小林鷹之等成為熱門，而那些經驗豐富的資深政治家在“最適任首相”民調中遠遠落後於小泉等人。在日本這個高度老齡化的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讓“年輕人”如此受到關注？

歐美民主政治中已廣為人知的“脱嵌”或者“非代表性危機”，在日本表現得越來越突出。過去，社會羣體通過政黨來表達訴求，各大政黨一般都有比較明確、穩固的社會支持基礎。具體到自民黨，冷戰時期該黨擁有眾多業界團體的支持，其擁躉很多都是“有組織的人”。“組織票”成為選舉中的“鐵票”，是支撐自民黨長期執政的重要因素。但現在自民黨的組織票大幅縮水，意味着相當多的選民不再願意加入某一社會羣體，成為“遊離者”。20世紀60年代不支持特定政黨的“無黨派層”選民只有6%，而《朝日新聞》2024年的一份民調顯示，“無黨派層”達到59%。也就是説，原本自民黨的民眾根基已經“流體化”。“無黨派層”的流向，往往會造成日本選舉結果難以預料的變化。

在無黨派階層中，年輕人佔據相當大的比重，因為年齡越小，“非組織化”越明顯。據日本一般社團法人PMI的調查，20—30歲的日本人，有57.5%沒有特定支持政黨。這些人容易受到社會焦點議題與氛圍的影響，出現向某一方集中投票的情況。在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參政黨和國民民主黨的大幅躍進，就是這種集中投票的結果。

“現代民主制度的缺陷——短視近利漠視未來”，英國廣播公司之前的一個標題為觀察當前的日本政治提供了註腳。相比於那些宏大的問題，日本年輕人更關心涉及自身利益的議題，比如學費、就業、收入增長等。20—30歲的年輕人中，有1/3是非正式工，不僅工資低，工作還不穩定，缺乏歸屬感。能夠進入大企業端“長期飯碗”的畢竟是少數，那些中小企業的正式工，收入實際上也並不穩定。

經濟基礎不穩定的日本年輕人希望改變現狀，對民粹主張最為敏感，於是就有了那些投其所好的政黨：你們希望增加收入，可以，我們主張減税；你們覺得外國人搶了你們機會，可以，我們提出反移民政策。參政黨和國民民主黨就是這樣的政黨。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參議院選前民調，18—29歲年輕人中，願意投給國民民主黨的達到29%，投給參政黨的有20%，明顯高於投給自民黨的比率。而在安倍晉三內閣和菅義偉內閣時期，18—29歲年輕人對自民黨的支持率曾長期維持在50%—60%的高位。原因無他，當時自民黨的“安倍經濟學”，本質上也屬民粹政策。

選民的流量化帶來自民黨年輕政治明星的崛起。在論資排輩的自民黨，政治資歷按當選議員次數來定。曾幾何時，自民黨只有各派閥領袖才有資格競選黨總裁，也只有當過黨幹事長、大藏相（財務相）、外相等重要職位的重量級政治家才有競選總裁的底氣。然而，觀察這次自民黨總裁選舉的熱門人選，小泉進次郎是1981年生的小字輩，1974年的小林鷹之雖然不算太年輕，但他2012年才首次當選議員，資歷很淺。高市早苗和林芳正都是1961年生人，雖然已經60歲出頭，但在自民黨內也只能算“中等年資”。

之所以“年輕人”在自民黨內出頭，是因為黨總裁選舉不再是以能力為標準，而是以“能否在選舉中幫助自民黨獲勝”為準繩，能從選民手中挖到選票的總裁就是好總裁。可以説，過去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是“硬實力”的比拼，而現在則是所謂“形象”的比拼。

自民黨總裁選舉之所以會比拼“形象”，和上述選民特別是年輕選民的變化息息相關。冷戰時期，日本民眾更傾向於根據政策來決定投票取向，進入新世紀後，隨着日本政治的媒體化，政治家的形象在投票行為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不管有沒有能力，形象好，就很可能拉來選票。若是有一些能夠抓住選民癢點的民粹主張，那就更好了。

在日本，選民的淺層化和政治家的淺層化，已經形成相互促進的關係。淺層的選民形成流量的主體，而政界為了獲取這些流量，紛紛推出能夠吸引這些流量的民粹政策或者政治明星。網絡化時代對日本政治的影響，值得繼續觀察。（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