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第三核時代”亟須築牢核不擴散底線

*編者按：*國際局勢動盪加劇、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導致世界範圍內的核擴散和核衝突風險急劇升高。有人據此提出，“第三核時代”來了。那麼，何為“第三核時代”？其中有着怎樣的危與機？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郭曉兵：*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軍控研究中心主任

*何奇松：*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翟玉成：*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研究員

“末日時鐘”，又撥快了1秒

郭曉兵

近段時間以來，國際輿論場和戰略界圍繞“第三核時代”的討論不斷升温。如果説冷戰時期是“第一核時代”，主題是美蘇核軍備競賽，冷戰後的二十多年是“第二核時代”，主題是防止核擴散，那麼當下所謂“第三核時代”的突出特徵，就是大國核博弈的迴歸。

面對“第三核時代”，至少五個方面的核風險明顯加劇。一是核戰爭陰霾捲土重來。俄烏衝突中，北約與俄羅斯針鋒相對，雙方頻繁釋放核威懾信號。巴以衝突中，以色列官員拋出“在加沙使用核武器”的驚人言論。印巴衝突時，印度對距巴基斯坦核武器管理部隊極近的努爾汗空軍基地發起攻擊。這些事件表明，核戰爭似乎不再是遙遠的潛在威脅，而是近在咫尺的現實風險。

二是核軍備競賽愈演愈烈。美國大力炒作“核三體”概念，以缺乏依據的大膽假設為前提，宣稱未來5—10年美國將面臨中俄兩個“勢均力敵的核對手”。基於這種主觀臆斷，美國戰略界逐漸達成更趨強硬的新共識，即放棄後冷戰時期的“懷柔”政策，轉而優先強化威懾，用實力迫使對手讓步。在戰略核力量方面，美國準備擴大核武庫規模。在反導方面，美國復活“星球大戰”夢想，建設“金穹”系統，不僅將中俄納入反導目標，還公然跨越太空武器化門檻，發展天基攔截器。在中導方面，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後大力發展陸基中導武器，在菲律賓、日本部署“堤豐”系統，在澳大利亞使用該系統進行實彈射擊。受“美國優先”政策刺激，北約歐洲成員國對於搞歐洲核威懾更為熱心。以上種種，逆轉了冷戰後全球核武器數量持續削減的長期趨勢，讓核軍備競賽的火藥味愈發濃烈。

三是核擴散風險持續攀升。越來越多人擔憂，一個核擴散時代可能即將來臨。原因在於，既定核秩序正承受巨大壓力，“核不擴散似乎不再像過去那樣是全球性和團結人心的優先事項”。

四是“核常跨域互動”增加核衝突風險。太空、網絡、人工智能、高超聲速武器等新興戰略力量的發展使核武器與常規武器的互動更加密切，戰爭的爆發和升級變得更加難以預測。在“蛛網行動”中，烏克蘭使用無人機襲擊俄羅斯部署在後方的戰略轟炸機。在“午夜之錘”行動中，美國藉口防擴散，使用巨型鑽地彈轟炸伊朗核設施。這些舉措模糊了核常界線，增加了武裝衝突乃至核衝突的風險。

五是國際軍控體系面臨分崩離析之憂。美俄先後退出《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也基本處於休克狀態，明年2月即將到期，迄今尚無後續安排。屆時，兩個超級核武器大國之間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將首次進入無條約、無核查、無對話的雙邊核軍控真空期。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為核心的核不擴散機制動力漸失。2015年、2022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均未達成成果協議，新一輪審議進程前景也不容樂觀。

在此背景下，《原子科學家公報》今年年初將標誌核風險的“末日時鐘”（Doomsday Clock）向前撥快1秒，距離午夜僅剩89秒。這是該時鐘設立以來，最接近“全球災難”的時刻。而1991年美蘇簽署《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時，指針距離午夜有17分鐘。

那麼“第三核時代”帶來的全是壞消息嗎？未必盡然。首先，制衡霸權、霸道、霸凌的國際力量在增強，而不是在削弱。與“第一核時代”相比，個別核超級大國憑藉自己的核壟斷地位頤指氣使的場景難以再現。與“第二核時代”相比，那種動輒以防擴散為名顛覆他國政權的做法可能有所收斂。其次，在新興戰略力量領域建章立制的條件逐漸成熟。採取措施防止太空淪為戰場，限制人工智能在核武器指揮控制系統中濫用等，在國際上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支持。最後，核戰爭風險加劇教育全球民眾，給國際和平運動注入新的活力。這有助於推動核武器國家將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的聯合聲明落到實處，彼此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並強化對無核武器國家的消極安全保證。

“友好核擴散”損人害己

何奇松

美英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原則和宗旨，通過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定（AUKUS,奧庫斯）框架下的核潛艇合作，向澳大利亞提供武器級裂變材料；日本和韓國國內最近幾年有關與美國實現北約式“核共享”甚至自主擁核的聲音增多，美國防部高官一度宣稱“必要時”可允許日韓擁核……國際軍控領域這些事態變化表明，在原有一些地區核擴散熱點問題尚未得到妥善解決的情況下，以美國為主要源頭的所謂“友好核擴散”又較為集中地浮出水面。連一些美國學者都坦言，當美國還在借伊核問題和朝核問題在地緣政治層面大做文章時，獲取核武器的衝動已經加速蔓延至美國的一些“朋友國家”。

正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這種所謂“友好核擴散”趨勢的出現，背後有着美國及其相關盟友各自的盤算。就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國而言，美國安全承諾“不再那麼可靠”，正成為一個愈發清晰的事實。尤其是進入“特朗普2.0”時代以來，美國對外戰略向着孤立主義方向回擺幅度增大，“美國優先”原則和政策沒有對盟友和夥伴國家網開一面，在防務費用分擔和關税等問題上對盟伴提高要價和加大施壓毫不手軟，這些都讓美國同盟體系內部的離心力加大，一些盟國對美方安全保障信心漸失。

具體到核保護傘問題上，美方通常承諾提供包括常規武器和核武器在內的安全保障或是“延伸威懾”，但在盟友看來，這種承諾需要包括定期磋商、決策參與以及聯合演練等在內的一系列機制性保障，而華盛頓在這方面沒表現出足夠的“誠意”，這讓相關國家心裏變得更加沒底。於是，美國一些盟國開始打着“世界不再安全”“本國安全受到威脅”等幌子，鼓譟和謀求實際擁核。

對華盛頓而言，默許、縱容甚至直接配合個別盟友擁核，符合美國尋求減輕因為對外安全承諾而揹負高額軍費和防務負擔的目標。面對日韓等國擁核呼聲泛起，美國政界和戰略界都有人認為，華盛頓可以“順水推舟”，在“延伸威懾”“核共享”甚至實際擁核等問題上適當鬆口，這樣一方面可被看作對盟友意見的“積極反饋”，另一方面也能讓盟友更大程度地分擔美國肩上的防務壓力，尤其是一些地區性大國，可以在美國主導地區安全秩序的能力和意願都相對下降的背景下，承擔更多責任。不僅如此，類似“奧庫斯”框架下對澳出售核潛艇那樣，一些盟友即便變相擁核，往往也都不同程度地需要美國在原料、技術、具體裝備和後續保障等方面提供幫助和支持。如此一來，美國還可以從這種“交易”中獲取規模可觀的經濟收益，並能在必要時對盟友予以掌控。

類似“友好核擴散”這種短視操作，明顯打破國際核不擴散的底線，無疑將會加劇“以核制核”思維下的核軍備競賽。而且，按照美國學者格倫·斯奈德在“同盟困境”理論中揭示的邏輯，同盟內部往往存在某種安全兩難，即由於彼此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導致任何結盟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拋棄”和“被牽連”之間進行權衡。這種矛盾糾結心態在美國及其主要盟友之間一直存在，在核問題上也是如此。雖然雙方在尋求和默許核擴散上相互配合，但日、韓、澳等國不可能就此擺脱被華盛頓拋棄或淪為犧牲品的擔憂，美國試圖通過縱容盟友而在地緣政治和經濟等方面漁利，同時又擺脱不了受到個別盟友“不智行為”牽連的擔憂。

綜上所述，以美國為主要源頭的所謂“友好核擴散”，不僅違背國際層面維護核不擴散體系的普遍心聲和共同努力，對於美國及其個別試圖“擁核”的盟友來説也意味着某種潛在的安全困境，概而言之就是“損人害己”。

核不擴散條約初心不能忘

翟玉成

數十年來，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為核心的一整套防核擴散制度和安排，成為國際安全體系的重要支撐，在避免核戰爭、阻止核擴散、促進核能造福人類等方面發揮着積極成效。但同時，核不擴散機制也屢遭重創。特別是近年來，世界多個國家出現“擁核”鼓譟，核不擴散條約原則和宗旨遭到扭曲或蠶食，核不擴散機制面臨垮塌風險。如何扭轉這一局面，重塑國際防核擴散信心，是擺在全世界面前的嚴峻課題。

根據《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有核武器國家承諾不直接或間接向任何無核國轉讓核武器，無核武器國家承諾不直接或間接從任何讓與國接受核武器。由於無核國家放棄擁有核武器的權利，作為交換，核武器國家承諾就達成全面徹底的裁軍條約展開談判，為無核國家和平利用核能提供協助，等等。防止核擴散、推動核裁軍、促進和平利用核能，由此被概括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三大支柱。這三項內容密切關聯，在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國家之間形成權利和義務的微妙平衡。但在實踐中，上述三方面的落實情況並不盡如人意，有關各方經常分歧嚴重。

而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原則和宗旨不斷遭到蠶食。特別是“雙重標準”大行其道，不擴散核武器機制的嚴格規定被個別國家的親疏好惡所取代，嚴重破壞核不擴散機制的公信力。比如，美國曲解《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規定，堂而皇之地與盟國實施核共享，並承諾在戰時將控制權轉交部署國，造成核武器的地域擴散，放大核衝突的風險。美英澳在奧庫斯框架下開展核潛艇合作，使作為無核國家的澳大利亞獲得核潛艇，並以此獲得武器級的高濃鈾轉讓。這一合作被廣泛質疑將導致核擴散，嚴重損害《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權威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規定的五個核國家之一，中國堅定履行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大國責任。中國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燬核武器，奉行不主張、不鼓勵、不從事核武器擴散，不幫助別國發展核武器的政策。面對當前的複雜形勢，中國始終嚴格履行核不擴散義務，堅定維護國際核不擴散機制有效性和權威性。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是防止核擴散、促進核裁軍的前提。中國始終把核力量保持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最低水平，無意與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中國自擁有核武器的當天起就鄭重宣佈，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在此基礎上，中國又通過單邊聲明、參加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簽署無核區條約議定書以及雙邊安排等形式，作出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無條件承諾以及相關安全保證，展現出大國應有的自信和國際擔當。應該説，從最大限度發揮核武器威懾效能的角度看，中國單方面自我設限是一種犧牲，但它有助於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並引領其他國家相向而行，為推動防擴散與核裁軍創造基礎。認識到正常的國際秩序和良好的國際安全環境是防止核擴散的重要條件，中國一向反對國際強權和霸凌，反對在國際關係中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反對個別國家追求絕對安全並將一國安全凌駕於國際或他國安全之上的做法。

今年時逢《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生效55週年。面對紛繁複雜的形勢，國際社會有必要回顧《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序文開頭的話：“一場核戰爭將使全人類遭受浩劫，因而需要竭盡全力避免發生這種戰爭的危險並採取措施以保障各國人民的安全”，“擴散核武器將使發生核戰爭的危險嚴重增加”。無論如何，中國都將秉持條約初心，展現大國擔當，用一貫的立場和有效的作為為國際核不擴散體系提供堅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