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用清：日本政治生態劇變的四重邏輯

9月22日，日本自民黨發佈總裁選舉公告。選舉將於10月4日進行投計票。圍繞繼任人選，自民黨內外的各種派系、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迅速展開角逐。然而，從宏觀的政治生態來看，無論最終花落誰家，都難以逆轉自民黨整體衰落的趨勢，也難以阻止日本政治碎片化和多黨化格局的不斷加劇。究其原因，日本政壇如今的局面是由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共同決定的，是潛在危機集中爆發的淺層表現。

自民黨難以重建民眾政治信任是日本政局混亂的首要原因。作為日本戰後長期執政的最大政黨，自民黨幾乎與“日本政治”本身畫上了等號。然而，其過度穩固的執政地位使得黨內缺乏有效監督，腐敗與利益輸送頻頻發生。近年來接連曝光的黑金醜聞，尤其是涉及資金流向、企業獻金與政策回饋的案件，嚴重削弱了民眾對自民黨的信任。更關鍵的是，自民黨內部雖然屢屢嘗試以更換總裁來修補形象，但這類人事更迭的表面動作難以解決自民黨制度性腐敗的深層問題。公眾的失望直接表現為投票中的背離，導致自民黨一年內在眾議院選舉、東京都議會選舉和參議院選舉中接連失利。可以説，政治信任的缺失，不僅是自民黨眼下最大的軟肋，也是日本政局碎片化的首要推力。

經濟困境是影響日本政局的核心要素，它與政治不確定性之間的惡性循環進一步加劇了自民黨的治理困境。近年來，日本國內物價不斷攀升，通貨膨脹壓力持續加大，大米等民生必需品價格屢創新高，使得民眾對執政黨的不滿日益累積。同時，日本經過多輪磋商艱難達成對美關税協議，代價卻是本國產業競爭力的嚴重削弱。兩相疊加之下，日本社會對經濟前景的焦慮情緒高漲，投資者缺乏信心、難以建立穩定預期，金融市場漲跌波動劇烈、頻繁，政治穩定性因此被進一步削弱。於是，經濟震盪與政治動盪相互作用，構成惡性循環，不僅制約了自民黨政策的有效實施，也使任何一位自民黨新總裁都很難建立起穩固的執政基礎。

在經濟壓力之外，社會氛圍的右傾化與民粹化，也成為當下日本政治動盪的重要推手。隨着少子老齡化加速、勞動力短缺加劇，日本不得不在勞動力和消費市場上傾向於吸引外國遊客與外籍勞工。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社會排外情緒的高漲。大量日本民眾認為外國勞工搶佔了本地就業機會，外國遊客破壞了社會秩序，這種情緒與現實經濟需求之間的矛盾，使日本社會輿論日趨撕裂。一方面，日本政界在現實層面不得不依賴國際勞動力補充社會缺口；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日本政客利用排外情緒來爭取選票，刺激民粹化議題擴張，使得政治競爭愈發短期化、情緒化，導致制度性共識難以形成。日本社會結構性矛盾的外溢使理性協商的空間愈發狹窄。

除了這些長期性因素，應注意到日本政局還疊加了短期性的催化劑，即“選舉疲勞”。如前所述，一年之內日本已經接連舉行了3次大型國政選舉。頻繁投票極易透支選民的熱情與信任，使其失去深入思考政策取捨、理性投票的耐心，轉而支持以“短平快”方式宣傳情緒化口號和極端立場的新興政黨。由是，選舉易淪為“誰能製造更大聲量”的競爭場，加劇政治娛樂化和庸俗化風險。若新任首相上台後為擺脱“少數政府”局面，選擇解散眾議院、重新舉行大選，民眾的“選舉疲勞”情緒勢必進一步放大，進而推動新興政黨勢力繼續擴張、多黨格局進一步強化。參政黨黨首已經公開提出在下次眾議院選舉中力爭擴充至50席，這一口號無疑基於對“選舉疲勞”認知的敏鋭判斷。

總而言之，自民黨的政治信任危機、經濟困境的惡性循環、社會右傾化與民粹化的蔓延，以及選舉疲勞帶來的短期衝擊，共同構成當下日本政治不穩定的多重邏輯。更為嚴峻的是，這些因素相互疊加、彼此放大，使得日本政局的動盪呈現出系統性風險的特徵。新總裁的出現或許能在短期內帶來一定的政治熱度，但難以根本性改變碎片化、多黨化的政治生態。日本政局的混亂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持續，其影響還很可能外溢，有必要持續觀察，並在區域層面為可能出現的波動做好準備。（作者是內蒙古師範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