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傑：羅馬興衰舊夢照進今日美國現實？

觀察美國政府近年來的一些內外政策可以發現，其對全球霸權旁落以及自身勢力衰落的焦慮與日俱增，對內加碼移民限制，對外濫施關税、築牆設壘等，非但沒能有效改善國內治理和提升國際形象，反而更暴露出慌亂。作為西方世界的“領頭羊”，美國相對衰落是否就是西方文明的衰落？西方文明中一直有着某種“羅馬帝國情結”，羅馬帝國衰亡史如同一面鏡子，每當“美國衰落論”響起，這面鏡子就會被搬出來，用以揣度羅馬帝國舊夢多大程度照進了美國現實。美國戰略界不斷有人提醒華盛頓不要步羅馬帝國後塵，要從羅馬衰落的歷史中汲取教訓。

今日美國處於羅馬帝國何種階段

冷戰結束後，美國國際權勢達到巔峯，儼然成了一個“新羅馬”。21世紀初的反恐戰爭尤其是伊拉克戰爭之後，不少學者認為美國已經走上“帝國之路”。以羅馬的歷史“丈量”美國，因此成為一種時髦的做法。羅馬，從一個城邦到共和國，再到建立龐大帝國，延續超過千年。羅馬的興衰歷史並非那麼清晰可見，美國成長為全球霸權也還不到百年，那該如何將今日美國的境況置於羅馬帝國興衰的框架中呢？

一種觀點認為美國正在步羅馬帝國衰落的後塵而去。比如美國學者查爾斯·庫普乾認為，隨着歐洲的整合與強大，西方如同戴克裏先時代的羅馬帝國一樣，面臨東西分裂、由一極主導裂變為兩極分立的困境，歐洲將取代美國的地位，隨後而來的是中國。另一美國學者查默斯·約翰遜則認為，隨着反恐戰爭的推進，美國總統權限越來越大，如同從共和轉向帝制的羅馬一樣，“黷武主義、權力的傲慢和那些為帝國主義辯護的委婉表述，不可避免地與美國的民主政體發生衝突，並扭曲其文化和基本價值”。今日美國面臨的社會撕裂、政治衰敗以及外交困境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倒映出當年羅馬帝國衰落的影子，尤其是美國現任政府採取的種種政策偏離了很多學者關於西方文明的想象。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現在還處於“帝國”的幼年階段，衰亡還是遙遠的事。美國曆史學家托馬斯·梅登在《信任帝國》一書中説，美國不是羅馬帝國的再生，因此羅馬帝國的歷史對於美國的未來沒有什麼決定性的啓示意義。在他看來，羅馬帝國的形成是情非得已，羅馬人為了維護本土及其盟友的安全而發動戰爭，由於對盟友信守承諾而得到信任，越來越多的民族或城邦加入羅馬人主導的聯盟體系。羅馬在不知不覺中建立了一個龐大帝國，這個“信任帝國”的核心在於“一個堅實、穩定、和平的文明，且這一文明不願受到外來的打擾”。當年羅馬的過人之處就是依靠這樣一個穩固的聯盟，即通過結盟而非軍事征服和佔領，在不經意間建立了帝國。德國學者彼得·本德爾認為，美歐共同受惠於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必須更加強烈地意識到他們的親緣關係，團結起來”，他反對美歐之間的對抗，因為“美國正在保護西方文明，並和歐洲共同維護這種文明”。英國曆史學者尼爾·弗格森則認為美國是在無意中建立起來的“帝國”，但現在缺乏維持“帝國”的意志力。弗格森稱，因為歐盟內部的分權機制，歐洲的聯合難以形成一個與美國相抗衡的“帝國”。

同一面歷史的鏡子，不同的人卻從中看到不一樣的美國。值得玩味的是，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大多從羅馬帝國後半段歷史（主要是共和國晚期到帝國滅亡這段歷史）中看到美國衰落的跡象；後一派學者則從羅馬崛起和長期延續中看到美國的韌性與活力。當然，無論哪一派觀點都認為美國與羅馬帝國是有歷史傳承的。正如梅登所言，“羅馬，對西方人來説，就是文明和政權的定義——羅馬的這種權威在歐洲還將永遠繼續下去，它的影子長期縈繞於西方文明中”。

羅馬興衰歷史難成美國清晰座標

如前所述，羅馬帝國1500年的歷史透鏡並沒有為觀察美國提供清晰的座標，不同的人會拿羅馬不同的歷史時期來對照和審視當下的美國。即便關於羅馬帝國的衰亡也沒定論，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比較系統地解釋了導致羅馬衰落的因素，包括基督教興起、蠻族入侵等。巧合的是，吉本這部著作的第一卷出版於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之初的1776年，美國國內不同時期執念於羅馬帝國曆史的人們，從吉本的著作中汲取了不同的“教訓”。比如曾任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的班農就認為宗教和意識形態是羅馬衰落的重要原因，他本人在相關議題上固守極右立場。

還有人説，羅馬帝國亡於蠻族入侵，美國現在面臨的非法移民就類似於羅馬帝國晚期的“蠻族”。近些年來，從將移民問題政治化，修建邊境牆阻擋移民入境，到強制遣返非法移民，甚至以非法移民入境為由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關税，美國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不斷加碼。但英國曆史學者彼得·希瑟的研究表明，羅馬邊境變化的主因並非“蠻族入侵”，而是羅馬帝國需要移民戍邊和生產，所謂的“蠻族”在與羅馬帝國交往互動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就此而言，現在的歐洲其實是昔日羅馬帝國的邊疆地帶，它們將羅馬視為“先祖”多少有點“歷史誤會”的意思，至少從空間上看是這樣。

美國現任政府不喜歡自由貿易，不斷將關税工具化、武器化。當年羅馬帝國在強盛時期建立了龐大的貿易世界，到了帝國後期尤其是土地貴族興起之後，這些穿着長袍的權勢人物反對自由貿易，羅馬帝國的貿易網絡開始瓦解，帝國財税體系也被破壞，各個行省的地主精英與“蠻族”談判妥協，行省便隨之“蠻族化”。因此，與其説“蠻族”滅了羅馬，不如説羅馬精英們拋棄了帝國。因此有人認為，美國需從羅馬帝國衰落中汲取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要支持和維護多邊自由貿易體系，尤其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秩序。但今天的華盛頓，偏偏反其道而行。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能給後世以啓迪。羅馬帝國的興衰是一面鏡子，但對羅馬衰亡歷史的偏執解讀只會得出刻舟求劍式的錯誤結論。美國不是農業時代的羅馬帝國，而是工業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的大國，羅馬帝國的透鏡未必能夠照出今日美國韌性與活力的一面，但阻擋和遣返移民、設置關税壁壘、濫用金融制裁、攪動全球產供鏈體系等，確實給人一種重蹈羅馬衰落覆轍的印象。更有學者認為，羅馬帝國的衰落與氣候變化緊密相關，現在的美國政府則認為氣候變化是個“謊言”。

真正該汲取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當人們談論羅馬帝國興衰的經驗教訓時，難免會將羅馬視為一個實體。但要想更透徹全面地“以史為鑑”，就需要將羅馬帝國視作一個按照時空秩序延展的歷史進程。就此而言，美國的歷史雖然相對尚短，但也是一個時空演進的過程：從1776年的殖民地開始，美國在美洲大陸的擴張被冠名為“西進運動”，實際就是建立一個“大陸帝國”；到了19世紀末，美國曆史學家特納宣佈“邊疆關閉”，美國開始海外擴張，將夏威夷、關島、菲律賓納入其中，成為“殖民帝國”；二戰之後，美國進一步成為“全球帝國”，建立數百個海外軍事基地、構建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金融秩序。與此同時，美國的“空間”也在不斷變化，不僅是自然地理意義的空間，還有信息、科技、知識觀念等領域的空間，這使今日美國已經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領土帝國，美國現任政府執着於獲得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控制權，大概是一種朝向領土帝國的“返祖”。

歐洲和西方世界將羅馬視為某種“秩序原型”，但實際上，羅馬興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邊疆的消長以及財富、權力等因素的變化。帝國中心與邊緣的結構並非一成不變，比如如果沒有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沒有後來歐洲秩序的形成。在此過程中，財富和權力等也經歷重新分配。當下美國面臨的挑戰，恰恰在於美國內部的中心與邊緣正在面臨轉換調整，民粹主義興起並對美國政治產生巨大影響，就反映出美國內部邊緣羣體的身份焦慮，只是美國現任政府的諸多措施很難讓邊緣羣體再次體面起來。

美國的戰略焦慮還體現在對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鼓譟和渲染上，即聲稱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必有一戰”。但羅馬興衰的歷史表明，羅馬帝國與當時的波斯帝國可以共處，進而構建了一種彼時時代背景下的區域性、多極化的國際秩序。而後來拜占庭帝國與薩珊帝國陷入爭鬥的結果，則是阿拉伯帝國在中東地區崛起。如果要在歷史中汲取真正的經驗和教訓，那麼其中重要一條，就是兩個大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作者是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非傳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