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日本政治“碎片化困境”恐非換首相能破

編者按：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已進入白熱化階段。有日媒將這場角逐稱為自民黨內政治“新世代”與“老壯派”之爭，但當前自民黨困境乃至日本政治碎片化的根源究竟在哪？首相更迭能給日本政壇帶來“新氣象”嗎？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陳友駿 ：*上海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

*洪雲鑫、華浩男：*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學者

*廉德瑰：*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石破政府何以難逃“短命之殤”

陳友駿

日本現任首相石破茂宣佈辭職，執政的自民黨以及日本政壇隨即迎來新一輪大博弈。從2024年正式啓動算起，石破茂政府執政一年有餘，沒能逃脱近年來日本“短命政權”的序列。筆者認為，石破茂之所以沒能打破“魔咒”並實現長期執政，主要因為執政期內缺乏以下方面的系統性整合與平衡。

一是沒能充分整合和平衡發展對美關係過程中的優勢與劣勢，結果引發美國政府的不滿與強壓。美國施加“對等關税”是石破茂政府在對美關係問題上遭遇的最大挑戰和政治障礙，也是致其最終喪失執政信心的主要因素之一。從最初的鋼鋁關税，到之後的“對等關税”，再到美國單方面決定最終關税實施日期以及掌控日本對美投資方向等，整個過程發展，美國政府藉助關税措施對日層層緊逼、步步為營，完全處於“主動進攻、力求完勝”的有利地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石破茂政府只能單方面依託所謂對美交涉、談判，一拖再拖、進退失據，基本處於“被動挨打、委曲求全”的妥協性位置，日美兩國政府之間的態度與立場形成強烈反差。不僅如此，石破茂政府的反覆猶豫引致華盛頓更大程度不滿，美方對日採取關税以及投資等方面的強壓措施，一定程度上也挫敗了石破茂政府的執政鋭氣與底氣，使其在對美關税交涉問題上幾無建樹可言。

二是沒能充分整合和平衡自民黨內“挺石破”與“反石破”兩股政治勢力，加劇自民黨內兩極對立的嚴峻態勢，並引致該黨在國會參議院選舉中慘敗。客觀而言，雖然自民黨內已經部分解散了派閥，但派閥勢力的影響依然存在，“抱團取暖”的派閥政治思維模式仍在發揮作用，這些均是石破茂執政後難以大展拳腳的絆腳石與制約性因素。而且，石破茂的支持力量在自民黨內本就相對較弱，受到以“麻生派”及原“安倍派”為首的其他政治勢力猛烈打壓，這也導致石破茂的黨內執政基礎並不特別牢固，經常處於“風雨飄搖”的微妙狀態。就任之後，石破茂始終未能攻克這一難題，反而陷入螺旋式下行的政治漩渦，導致“反對的依然反對，支持的逐漸背離”的尷尬局面。

三是沒能充分整合和平衡日本民眾對其政策內核的理解與支持，導致社會層面的支持力量日漸式微。輸入性通貨膨脹是引發日本選民對石破茂政府不滿與失望的主要動因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其內閣成員以及自民黨內不斷爆出政治醜聞等。石破茂執政後，日本國內大米價格處於持續上升的“怪圈”，部分地區一度出現一袋5公斤裝大米價格突破6000日元（約合290元人民幣）的狀況，日本民眾生活成本急劇增加，進而引發廣泛不滿和支持性選票的流失。石破茂政府千方百計採取應對措施，不僅更換了農林水產大臣，由“人氣政治新星”小泉進次郎接手，還持續向市場投入“儲備米”，意圖通過擴大大米供給來壓低米價，進而挽回民眾對石破茂政府的政治信任。但客觀而言，上述一系列操作總體效果不彰，未能達到日本民眾的預期，結果導致石破茂政府的支持率持續下滑。

綜上所述，難以實現對這些方面要素的有效整合和平衡，大致構成石破茂執政難以為繼的邏輯性動因。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接下來由誰接任首相職位執掌“日本丸”前進方向，都不得不重視和設法應對類似難題。換言之，這些問題也是考驗未來新首相的“必答題”，如果新首相依然無法克服這些難題，日本政治或將繼續深陷“短命政權”輪番執政的漩渦，甚至可能迎來朝野各黨重新洗牌的複雜博弈局面。總之，石破茂政府之“殤”也將深刻困擾日本未來的執政者乃至整個政壇，是否進一步傳導並引發日本內外政策的更大變數，有待觀察。

經濟失衡難題待解

洪雲鑫  華浩男

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當下日本國內政局“碎片化”的一大根源，在於日本經濟發展的長期失衡問題。這意味着即便完成首相更迭，如果無法採取有效經濟舉措，不僅新任首相可能再度面臨執政坎坷，甚至自民黨都可能失去長期執政地位，致使日本政壇陷入更劇烈的震盪。

具體而言，當前日本經濟的失衡表現在央地發展、財政收支、財富分配以及國際協調等層面。

在央地發展失衡方面，“東京一極集中”問題愈發突出，導致自民黨逐漸丟失來自地方都道府縣的支持。早在小泉純一郎時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經濟改革舉措就未充分照顧地方都道府縣的利益，導致自民黨在隨後的2007年參議院選舉中大敗。2016年參議院選舉中，以自民黨為首的修憲勢力首次在國會邁過“2/3”議席門檻，卻在東北6縣地方選舉中失利。除了這一時期安倍政府強推“安保關聯法案”引發民情激憤，東北6縣在“安倍經濟學”中受益不多也是重要原因。在去年10月眾議院選舉中，以石破茂為首的自民黨政府要求新潟縣重啓柏崎刈羽核電站，試圖以犧牲新潟縣的安全為代價穩定東京首都圈電力供應。結果，在柏崎市刈羽村所在的選區，反對重啓核電站的立憲民主黨員米山隆一獲勝，持支持態度的自民黨員鷲尾英一郎落選，這也被視為自民黨在地方向心力弱化的一個縮影。

在財政收支失衡方面，最突出的一個表現便是日本當前繁雜的税種與暴漲的財政支出。除了已有的所得税、住民税、故鄉税等常見税種，日本政府近年來又計劃新增“育兒支援金”等其他名目的新税種，這顯然將加重日本民眾負擔。現在，日本民眾的主要訴求仍集中在消費税減税等議題上，這也成為立憲民主黨在7月參議院選舉中得以吸納原本支持自民黨的一些無黨派選民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依然無意減税，這主要是由於日本財政狀況已經捉襟見肘。由於老齡化導致福利開支大幅增長，加之防衞預算快速擴大，日本歷屆政府只能在龐大的福利開支、防衞預算以及民眾對税務的怨言之間維持“脆弱平衡”。

在財富分配失衡方面，物價尤其是米價高漲使自民黨在社會民眾與利益集團財富分配問題上的立場飽受質疑。日本本來有着相對完善的儲備米制度，但在去年大米供應吃緊後，自民黨政府顧慮因觸及“農協”利益而丟失選票，因此未能及時向市場投放足夠大米。儘管小泉進次郎表態將致力於改革“農協”，但其擔任農林水產大臣以來除釋放陳米庫存外並無更多良策。因此，以米價為代表的日本國民與利益集團之間的財富分配問題將會繼續成為新一屆政府能否長期執政的決定因素之一。

在國際協調失衡方面，最主要的體現是對美關税協議的單邊妥協性。現任首相石破茂曾以“國難”為由留任，以堅持對美關税談判。隨着美日關税談判取得“階段性成果”，他也只得黯然下台。儘管如此，美國政府的“交易型”風格使美日關税協議仍有反覆可能。可以明確的是，美方關税攻勢已對日本經濟尤其是鋼鐵、汽車等傳統優勢產業造成嚴重衝擊。由此言之，日本國際協調失衡的負面效應可能將進一步傳導至日本國內並激化國內矛盾。

綜上所述，考慮到日本經濟發展失衡積弊難除，日本政治權力的“碎片化”也將是一個長期演進的過程，絕非首相乃至政黨更迭就能解決。需要強調的是，在排外主義思潮蔓延以及“選票優先”等民粹政客崛起的背景下，未來日本政局可能面臨更長期的不確定性。

“新世代”對決“老壯派”

廉德瑰

日本自民黨總裁競選9月22日拉開帷幕，投票將於10月4日舉行。前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小林鷹之、自民黨前幹事長茂木敏充、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前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高市早苗、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5人蔘選，獲勝者很可能成為日本下一任首相。依據多家日本媒體的民調，小泉和高市的支持率相對領先。1981年出生的小泉進次郎被認為是日本政壇新生代的代表，這次總裁選舉因此也被視為自民黨內“新世代”與高市早苗、茂木敏充、林芳正等“老壯派”之間的爭奪。

近些年來，日本國內民粹主義政治勢力崛起，大量選票從自民黨流向民粹右翼政黨。在此過程中，執政的自民黨被貼上“年邁”的標籤。在國會參議院選舉慘敗、現任首相石破茂無力扭轉執政黨民意頹勢的背景下，這次總裁選舉成為自民黨能否實現“世代交替”進而給日本政壇帶來“新氣象”的關鍵一役。

不過，即便自民黨想賦予這次選舉“革新性”意義，世代交替恐怕仍難成為當前最關鍵最緊迫的議題。22日選戰開啓以來，候選人的施政方針宣講主要聚焦在如何應對物價上漲和提振經濟等事關民意支持率的當務之急問題上，在竭力爭取自民黨總裁職位的同時，也需為當選總裁和首相後提振執政支持率“提早打算”。除了日本國內經濟民生問題，排在候選人議程上的另一重要課題，就是如何彌合黨內分裂，重構黨內團結，避免內部分歧進一步拖累自民黨。在此之後，才是如何在國會執政黨少數的現狀下與在野黨開展合作，推動預算案和法案通過等。

整合和團結自民黨為何如此艱難？一個重要原因，是對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果起着舉足輕重影響的黨內大佬或主要派系之間頗有政治宿怨。在“黑金”醜聞等因素影響下，自民黨內一度力推解散派閥，以便讓這一老牌執政黨告別飽受詬病的“派閥政治”。但在當前所謂的“後派閥”時期，日本國內進行選情分析時，主要依據仍是原有派閥勢力分佈，自民黨“派閥色彩依然濃厚”。對於本次自民黨總裁選舉，日本國內輿論比較趨於一致的共識是，過去都曾擔任過首相的菅義偉、麻生太郎和岸田文雄是當前自民黨內的“造王者”。菅義偉與麻生早年同在安倍內閣時，就因政策分歧產生矛盾。岸田當年參加總裁選舉導致菅義偉連任計劃“流產”，兩人就此形成敵對關係。

雖然本次總裁選舉最終“鹿死誰手”還未可知，但目前來看，菅義偉所在派系可能延續之前的立場和選擇，繼續支持“把掌舵日本的重任託付給小泉”。如果最終真如民調預期的那樣形成“小泉對高市”局面，岸田派可能選擇政治立場相對温和的小泉。麻生派則吸取去年支持高市結果淪為黨內“非主流派”的教訓，至今沒有明確表態，而是待價而沽，準備選擇“勝馬”。另外，石破茂的支持者也值得注意，他們的導向同樣重要。

對於當下的自民黨來説，選出一位具備足夠協調和革新能力的總裁至關重要，但現實是這個目標很難達成。就政治光譜而言，高市身上帶有“強硬右翼”標籤，雖然她任總裁能夠讓黨內保守派心滿意足，但其激進立場和政策可能會在未來國內政策以及對外關係方面面臨諸多障礙，嚴重拖累日本“國政”。小泉作為“新世代”和“少壯派”代表，在日本國內政壇帶有一定“明星”光環，他自今年5月就任農相後致力於應對米價高漲問題，一度幫石破茂內閣挽回一定的支持率。有日媒將之稱為“進次郎效應”。不過，小泉擔任黨內要職時間較短、國家層面政務經驗不足等短板明顯。 

綜合以上因素來看，這次總裁選舉無論“老壯派”候選人還是“新世代”候選人勝出，對於自民黨乃至整個日本政壇來説，可能都只是扮演某種過渡性角色。日本輿論期待的政壇“新氣象”，短期仍難顯現。未來日本政壇能否走出持續的動盪和混亂，既要看自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的合縱連橫如何演進，還要看包括新興極右民粹政黨在內的其他政治力量到底將給日本政治帶來何種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