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迪：“生命—生態政治”或重塑亞洲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東京代代木一隅的小編輯部辦過一本醫學雜誌，常替亞洲各國的醫生和護士牽線搭橋。那段歲月讓我確信：凡關乎生死，人類最容易放下成見。

21世紀，人類的處境愈發脆弱：疫情頻仍，氣候反常，供應鏈一再崩斷，社會也時常失衡。人們發現，危機早已不再孤立降臨，而是以多重風險疊加的方式逼近。生命質量遂從部門事務，上升為社會穩定與區域秩序的戰略問題。現代國家的合法性，也從“維持秩序”擴展為“護生命、保福祉”。

傳統政治學關心的是“誰統治誰”，而今日的政治必須回答另一個問題：“如何共同活下去”。治理的成敗，不再只看效率和權力分配，而是還需要看能否守護人的呼吸、尊嚴與未來。

在大流行病、氣候危機與資源緊張的壓力下，政治正轉向生命與生態的雙重治理。“生命—生態政治”成為理解當下與未來的鑰匙：它既關切人口健康、老齡化、公共衞生等“如何活”的問題，也關注氣候、資源、環境等“能否長久”的問題，把“人能活得好、環境能支撐久”確立為政治首要任務。

亞洲正是這一命題的試金石。超強颱風、跨境疫情、巴基斯坦洪水、曼谷霧霾都提醒我們，風險已成日常。可惜許多國家的健康與福祉仍在政策清單末尾，跨部門協同缺位、數據標準各行其是，長期問題往往以“緊急狀態”處理，最終讓弱勢羣體承擔最大代價。

我旅居東京30餘年，親歷酷暑年年逼近。2025年東京首次錄得連續10日高温超過35℃，創下1875年以來新紀錄。各種異常氣候與疫情疊加，深感我們已經進入一個“非常態”的日常。

未來30年，亞洲將面對人口結構變化、氣候與生態危機以及公共衞生系統韌性的挑戰。

其一，人口結構急轉直下。東亞和東南亞多國將在2030年代步入超級老齡社會，財政與勞動力同時承壓。如何既托住老年福祉，又釋放年輕人的創造力，決定了能否避免“老齡化陷阱”。慢性病與心理困境日益堆積，使生命政治不得不超越“救命”，轉向“活得好”。

其二，氣候與生態危機。 洪水、乾旱、颱風、熱浪已成常態，水源、土地、冰川在悄然流失。空氣和河流的污染跨境流動，單一國家無力阻攔。亞洲必須將氣候、空氣、水、土壤納入安全定義，建立超越國界的治理機制。

其三，公共衞生韌性。 新冠疫情暴露應急體系碎片化：協同不足、數據不互通，反應遲緩且代價高昂。未來威脅可能更復雜：耐藥菌、氣候病、下一輪大流行隨時到來。數字治理雖提高效率，卻引發隱私與權利爭論。如何在效率與公正之間取捨，如何從“戰時動員”過渡到“常態防護”，都是必須回答的政治問題。

生命—生態政治學與傳統政治學有三處不同：它關心的不是權力歸屬，而是生存條件；它的治理對象不是單一國家，而是“人＋環境”的整體系統；它的成敗不以制度效率論，而看能否延續共同體的生命。由此也可提出三條基本原則，即生命優先、生態正義、協同治理。 其意義不僅在於提升治理韌性，更在於確立以生命與生態為核心的新政治範式，為人類社會的持續繁榮奠基。

亞洲是世界人口與經濟的重心，任何生命與生態危機，一旦失控，必然外溢全球。所幸亞洲區域合作已經有了一些進展，如“東盟+3”的傳染病信息共享、中國的“健康絲綢之路”等。下一步，亞洲可以設立區域衞生應急基金、共同氣候數據中心，推動跨國疫苗研發與儲備，形成應對氣候災害的聯合預警平台。這些低敏感度的公共品合作，不僅能降低各國單獨應對的成本，還能在實踐中積累互信，培育共同體意識。

在數字化浪潮之下，亞洲也應把人工智能（AI）納入生命—生態共同體的議程。AI 已在疾病預測、遠程診療、藥物研發和應急調度中展現潛力，但缺乏統一的倫理與技術標準。若能推動區域層面的AI與醫學教育、醫療應用標準的研究和互認，不僅可降低技術碎片化的風險，也能確保算法透明、公正，避免加劇健康不平等。這將使“共同生存”從數據層面落地，併為全球AI治理貢獻亞洲方案。 

與地緣政治議題相比，生命—生態議題敏感度低、共識度高、外溢效應強，是推動區域合作最現實的突破口。若能率先建設“亞洲生命—生態共同體”，就能把“亞洲命運共同體”的願景落到實處。先從健康、生態這些低敏感度領域起步，用可衡量、可擴展的合作機制積累信任，再引導區域一體化邁向更高層次。（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學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