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理人如何盤活農村集體經濟（人民眼·鄉村全面振興）

杭州市餘杭區永安村風景如畫。

陳 俊攝

廣州市“鄉村運營青年CEO培育·蜜蜂計劃”培訓班學員學習衝煮咖啡。

共青團廣州市委供圖

劉松帶領小遊客參加“渾水摸魚”農文旅活動。

王 濱攝

趙應武（右二）與村民一起摘辣椒。

税會靜攝

引 子

“辣椒上市，湄潭收購價一斤一塊七，比我們這兒高。市場不等人，得快！”前幾天，貴州遵義市習水縣程寨鎮石門村，在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趙應武催促下，幹部村民齊上陣，一天採了6噸辣椒，直髮遵義市湄潭縣。

任職6年來，趙應武推動石門村集體經濟從弱到強，去年村集體經營性收入達146萬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才是最寶貴的資源，是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作為今年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第七批新職業之一，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是指為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委託，從事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經營性財產運營等經濟活動經營管理的人員。

近年來，浙江、廣東、貴州等地面向社會招聘愛鄉村、會策劃、懂經營的專業人才，服務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收效明顯。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如何助推鄉村全面振興？職業發展前景怎樣？

明晰職責

發揮懂市場、善經營的專長，與村幹部有效互動，推動村集體經濟發展

“往年一斤辣椒能賣兩塊錢以上，今年行情差一點。不過我算過，只要價格高於一塊三，就有賺頭。”眼瞅着200多畝辣椒將變成實實在在的收益，趙應武心裏很踏實。

可在6年前，村裏七成以上勞動力外出務工，不少土地撂荒，村集體經濟常年為零。鄉親們逢年過節返鄉，常常慨嘆：“外面的世界一天一個樣，石門村天天一個樣。”

“説實話，石門村底子不差。”作為本村人的趙應武，所言非虛：村裏良田超過7000畝，森林覆蓋率達80%以上，距縣城不過15公里，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團陳列館就建在村裏。“沉睡資源”難喚醒，趙應武心裏着急。

產業振興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中之重。2019年，習水縣探索實施“一村一名職業經理人”工程，意在充分調動願意紮根家鄉、建設家鄉人才的積極性，激活村集體經濟“一池春水”。

“那時還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這個叫法，但我們招聘職業經理人，為的就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習水縣委組織部工作人員袁權解釋。

2019年返鄉，趙應武受聘於石門村股份經濟合作社，首要任務就是推動村集體經濟發展。

一回村，他就盯上了辣椒。“辣椒是遵義的一張名片，銷售前景好，但不能打無準備之仗。”常年在外打拼，趙應武當過工廠副廠長、超市經理，思維開闊、辦事穩當。從辣椒種植到銷售，他廣泛調研，直到與幾家收購企業談妥，這才向村兩委彙報想法，並提交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順利通過：

由石門村股份經濟合作社與有意願的村民簽訂合同，流轉土地，種植辣椒，銷售收入扣除人工、土地流轉等費用後，剩餘的歸村集體。

想法雖好，實施起來卻沒那麼容易。沒有啓動資金，別説流轉土地、僱請勞力，辣椒苗都沒着落。怎麼辦？趙應武能賒就賒，不能賒的就個人墊資。

動員大會上，聽説要流轉自家土地種辣椒，還籤勞務用工協議，村民紛紛鼓掌，但一聽工錢等所有費用先記賬，等辣椒賣出後再結款，又瞬間沉默。趙應武站出來：“見不到錢算我的，大家儘管來找！”

“鄉村是人情社會，老百姓支不支持一項工作，很多時候是看對做事的人信不信任。”石門村黨支部書記滕利敬坦言，大夥兒對趙應武知根知底，也佩服他有本事、能擔事，疑慮才慢慢消失。

起壟、覆膜、移栽……趙應武帶着30多名村民種辣椒。沒過多久，遇上乾旱，損失一批苗，趙應武自掏腰包，買來6台抽水機，喊村民來澆水，不少人打起退堂鼓。

“村民不看好收成，怕結不起工錢，就不願繼續投工投勞。”為搶時間，趙應武跟村幹部齊上陣，救活了大部分辣椒苗。等到辣椒抽葉，葉子上又長出斑點，染上病害。他緊急聯繫農業專家幫助解決。

終於盼到採摘季。由於當年乾旱，周邊不少村寨辣椒減產，石門村的辣椒卻因養護精心，喜迎豐收，為村集體掙得利潤8萬元。

“除個人努力、村民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能夠施展才華，離不開村兩委的幫助。”趙應武説，村民們打退堂鼓的時候，是村幹部一邊鼓勵，一邊帶頭勞動。在他看來，不少鄉村的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由村幹部兼任，而他們還要承擔大量行政性事務，牽扯精力；懂市場、善經營的職業經理人，則可以與村幹部有效配合，形成良性互動。

複製辣椒種植的經驗和銷售運營模式，趙應武還與村兩委共同努力，種了100多畝其他蔬菜和20畝草莓。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團陳列館也被盤活了。

“我們推動農文旅融合，通過規劃旅遊路線串珠成鏈，讓遊客接受紅色文化薰陶的同時，還能體驗果蔬採摘的樂趣。”趙應武喜滋滋地説。

與石門村集體經濟實現“從無到有”不同，浙江杭州市餘杭區餘杭街道永安村對人才的渴求，在於推動村集體經濟“從有到優”。

作為傳統糧食生產型鄉村，永安村約97%的土地屬於永久基本農田。2019年，村集體經營性收入73萬元，不到附近一些村莊的零頭。

2019年起，餘杭區面向社會公開招聘農村職業經理人。2020年10月，在浙江一家企業工作的劉松應聘成功，到永安村強村公司工作。強村公司是村黨組織領辦的經營實體，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投資、參股等方式，統籌利用轄區內農村集體資產資源，實行公司化運營兼顧社會效益的企業。

初來乍到，如何破局？

劉松將落腳點放在農文旅融合上：先推出開春節、插秧節、長桌宴等系列活動，通過微信公眾號和短視頻平台宣傳；又對接想做農家樂、民宿等的投資人，同時拉長稻米產業鏈，打造“禹上稻鄉”品牌。

文旅活動是怎麼帶起來的？

連做兩個月網絡宣傳後，微信公眾號後台終於有人留言，諮詢團建收費情況。劉松直接推出“首團免費”優惠，唯一要求是活動結束髮朋友圈，做好二次宣傳。

“這是一種營銷策略，發展好村集體經濟，要主動對接市場，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劉松之前在企業摸爬滾打，積累了不少經驗，直言“短平快”的活動風險小、投入少、週期短、見效快，還能增強村民信心。經過一段時間推廣，永安村逐漸有了人氣。

2023年，餘杭街道8個村聯合成立強鎮公司，藉助優勢互補，實現抱團發展。劉松因為經驗豐富，被選聘為總經理，組建起一支鄉村運營團隊。2024年，永安村集體經營性收入提升至609萬元。

“5年過去，自己的工作取得成效，從事的職業被國家認定為新職業，幹勁更足了！”劉松自豪地説。

多元引才

社會化招聘、本土選拔、國企選派，因地制宜讓人才招得來、留得下

“中國農民豐收節”前後，劉松忙得腳不沾地，既要緊盯水稻長勢，還要圍繞豐收節策劃開展各項農文旅活動，“只要我在辦公室，敲門聲基本就沒斷過。”

劉松本是安徽人，畢業於皖西學院動物醫學專業，起初在安徽省一家養殖場當飼養員，他年輕肯幹有技術，很快成了生產負責人。2012年，他來到浙江，一路做到一家大型企業農業板塊的高管，年薪30萬元。收入不低，為何要轉行？

“我是農村出來的，一直有建設鄉村的夢想。”劉松説，看到餘杭區招聘農村職業經理人的公告後，這顆夢想的種子再次萌發，於是報了名。他回憶，選聘流程規範、專業，先篩簡歷，後面還有筆試、面試，“我記得有一道題是給永安村制定發展規劃，憑着之前積累的管理經驗和行業資源，我的方案脱穎而出。”

與村民話生產、找幹部聊規劃、請專家提建議……到村3個月，劉松先熟悉村情，逐步完善發展規劃。2019年至今，餘杭區累計招聘38名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

與劉松不同，趙應武的經歷，展現出選聘的另一種方式——本土選拔。趙應武年年過節回村，深感村子發展較慢。在鎮村幹部勸説下，他打消繼續外出的念頭，留在村裏發展。

不同於餘杭區的高薪聘請——按照合同，劉松基本年薪為18萬元，績效根據招商、營收、活動舉辦、集體資產盤活等的考核情況確定——趙應武月薪僅3500元，年底根據村集體經營性收入情況拿績效，算下來每月不超過1萬元，比他之前的收入差了一截。

“到農村做事，除了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還要有深厚的鄉土情懷、紮根基層的定力，以及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的抱負。”趙應武説。

話雖如此，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現實：鄉村缺人才、難引才，西部地區尤為突出。

袁權介紹，目前，習水縣257個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雖已實現經理人全覆蓋，但僅有36個村由專業人士擔任，其餘由村幹部兼任。

“這36個村的資源條件相對較好，招引的人才也主要來自本縣、本村，縣外的基本招不到。其他村莊底子更薄，憑資源引不來、靠待遇留不住，難上加難。”袁權説，2024年，習水縣村集體經營性收入超過50萬元的村僅有13個。

立足本土，雖是無奈之舉，卻也符合實際。

為挖掘更多人才，習水縣委組織部從退役軍人、致富帶頭人、返鄉農民工等10類鄉土人才入手，摸底排查出3100人，納入選拔聘用後備人才庫。實際執行中，按照“村招聘、鎮審核、縣備案”流程，點對點動員，嚴把選聘關。

“我們可能無法提供特別有競爭力的薪資，所以在選聘中注重挖掘本土人才，更看重責任心和發展潛力。”讓袁權欣慰的是，2019年至今，累計聘用的40名專業人士中，只有4人離職；在崗經理人中，有的還培養了後備力量，有的在謀劃帶動周邊村寨抱團發展。

廣東佛山，則走出了國企選派的路子。

作為佛山市禪城區祖廟街道敦厚村的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陳嘉奇由國企和村集體聯合招聘，雙方共同面試通過後，先入職國企再派駐到村。入職企業在招商資源共享、項目運營等方面提供支持。

“國企選派，素質有保障，資源對接有優勢。但按政策，計劃轉回國企工作的，企業要提供職位兜底保障，這可能導致經理人缺乏長期紮根意願，另外選派範圍和規模也有限。”廣東省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認為，相比之下，社會化招聘來源廣、專業化程度高，但可能“水土不服”，不能儘快開展工作；本土選拔的人才熟悉當地情況、有鄉土情懷，但視野、資源整合能力有一定侷限。不同方式各有優劣，建議“多條腿走路”。

以佛山為例，2024年通過“國企選派+社會化招聘”方式，53名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到30個村（社區）運營管理農村集體資產。

強基賦能

強化培訓、導師幫帶、政策支持，多方託舉，在農村廣闊天地大顯身手

走進廣東廣州市增城區上九陂村，碧水環繞、綠樹成蔭，一些遊客駐足拍照。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李金熔告訴記者，村裏近年來大力發展民宿產業，2024年村集體經營性收入達到109.2萬元。

李金熔是95後，年紀不大，想法不少。2022年，在他大學畢業後的第二年，李金熔回到廣東潮州老家創業，打造電商平台，為當地農產品樹立品牌，事業風生水起。看中他敢闖敢拼，上九陂村強村公司以購買服務的形式，委託李金熔團隊發展村集體經濟。一個村的集體經濟整體運營交到自己手裏，李金熔心裏沒底。

無論是青春洋溢的大學生，還是事業有成的返鄉能人，面對鄉村全面振興這片新天地，都需要適應、歷練，他們的成長離不開多方託舉。

——強化培訓，積累實踐經驗。

2023年，廣東啓動千名農村職業經理人培育計劃，3年為全省鄉村培養超過1000名滿足未來鄉村發展需求的經營型人才。各地各部門也積極組織培訓。2024年，李金熔參加了共青團廣州市委聯合多方發起的“鄉村運營青年CEO培育·蜜蜂計劃”培訓班，這次培訓安排了駐村實踐。在增城區瓜嶺村，他看到村裏將民宿、露營地等業態整合，推出“吃住玩遊購娛”一體化體驗，效果很好，“我意識到，鄉村運營不能單點突破，要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回到上九陂村，他帶領團隊與強村公司合作，推動全村60多家民宿集中採購牀上用品、生活日用品等；面向民宿管家，開展集體培訓，提升技能；培養網絡達人，集中推介村裏旅遊資源；聯動民宿、餐飲、露營地等，推出“整村套票”。

辦法很快見效，村裏人氣持續提升。在李金熔團隊運營下，民宿統一採購，議價能力提升，成本降低30%，他們拿出20%的利潤反哺村集體；村裏的共享文化中心、露營地等資產持續盈利，村集體也持續獲取收益。“培訓幫我長了見識、添了底氣。”李金熔説。

不只廣東。2023年，浙江開始實施千名“鄉村CEO”培養計劃，至今培訓3批共700名學員。每批學員培訓一年，培訓內容包括集中授課、線上學習、駐村實訓等，培訓後還有一年跟蹤服務。一項抽取188名已紮根鄉村的學員調查顯示，截至今年4月，“浙江千名鄉村CEO培養計劃”學員累計盤活731宗資源，引進提升業態數量855個。

——導師幫帶，解決實際困難。

趙應武接受聘請時，程寨鎮黨委副書記魏辛成了他的“幫帶導師”，在政策諮詢等方面提供支持。除了黨委政府工作人員，習水縣還挑選龍頭企業負責人等作為導師，幫助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化解難題、積累經驗。

石門村有一棟近800平方米的閒置廠房，2024年底，趙應武想將其改造成辣椒加工廠。面對資金短缺難題，他撥通了魏辛的電話。

“對於職業經理人發展產業，縣裏有明確支持政策，可以提供產業補助資金，但要一份可行性報告，還要通過專家評審。”魏辛諮詢縣農業農村局後答覆。

不到3個月，縣農業農村局就收到了魏辛、趙應武等人打磨多次的報告，立即組織專家評審；後又經過修改，報告最終獲得通過。

今年上半年，55萬元資金到位，兩條生產線投產，一條生產辣椒麪，一條生產泡椒等。年產能達300噸，年產值約120萬元，預估年利潤超過40萬元。

——政策支持，增強幹事底氣。

敦厚村12.3萬平方米的物業啥時能租出去，成了陳嘉奇2023年底到村任職後遇到的難題。照理説，敦厚村毗鄰佛山火車站，地理位置優越，出租應該不難。

“但過去農村集體物業出租，要求在網上公開招標，企業匿名競標，不設業態、投資額等門檻，只看租金，價高者得。看起來公平，可沒法挑業態、挑資質，萬一招個經營能力不足的，折騰幾年又搬走，村民無法長期穩定獲取收益。”陳嘉奇有多年綜合體招商運營經驗，想要更好地提升物業運營質效。

2023年4月，佛山通過深化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三資”管理服務改革，針對農村集體資產實際需求，設置了6種不同交易模式，其中包括“公開協商”方式。同年12月，《禪城區關於試行引入農村職業經理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工作方案》印發，明確農村職業經理人負責的重點項目，經過民主表決，可以通過“公開協商”引進客户。

“這意味着我們可以對競標企業的業態、投資額等提出要求。”陳嘉奇説，村裏經過討論，確定擬招商業態為人才公寓、共享服務空間等，投資標的要求3000萬元以上。

隨後，村幹部、村民代表等組成評分小組，從運營經驗、改造方案等多個維度為競標企業打分。最終，一傢俱有多年物業運營經驗的企業中標。

“政策撐腰，讓我敢幹事，也能幹成事。”陳嘉奇感慨。

前不久，陳嘉奇因表現突出，被委派參與運營禪城區多個村集體項目，有了更大的施展才華的舞台。但她仍常到敦厚村調研，“這裏是我職業生涯起步的地方。期待越來越多的鄉村經過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的運營，更加欣欣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