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之都

“永定河是北京母親河。”

上世紀9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朱祖希連續5天在《北京晚報》發文，首次明確提出了這一暱稱。

北京城的故事，從永定河邊的一個渡口開始。

擇水而建本是城市生長的天性，可這條母親河卻與城市保持着微妙的距離。從地圖上看，永定河並未如尋常河流般“穿城而過”，而是“繞城而走”，城市在其左岸的土地上向東北不斷拓展。歷史如此發展，與這條河恣肆不羈的“脾性”有關。

自春秋戰國以來，城市的主體水源從未離開過永定河及其故道遺存所形成的水系，它像毛細血管般滲透進城市肌理，饋贈人類的同時，也帶來了水患的威脅。

曹魏時期，北京歷史上第一項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車箱渠就已出現了。此後，金代開金口河，明清不斷加固堤防，人們試圖變水害為水利，探索河流與城市之間共生之道。但這絕非易事。

因河建城

“北京城幾千年生生不息，是誰哺育了它？我認為是永定河。”朱祖希以數十年為古都尋根的研究為證，作出這樣的判斷：“沒有永定河水的滋潤、流淌，就不會有北京城的昨天和今天。”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是中國古代城市選址與水利規劃的經典原則，也詮釋了北京城最初的位置。

永定河沖刷出的沖積平原與孕育的天然湖沼，給北京城的起源提供了豐沃的自然基底，而水陸交通線的交叉點又最易從聚落崛起為城市。理論上，盧溝古渡附近與西山距離不遠，又有臨河之便，應當成為城市發展的理想起點。

但事實卻不盡然。夏秋氾濫成災的永定河，迫使古人不得不另覓他處。

“就像母親孕育孩子，永定河對北京的滋養在早期體現得更為直接。”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王洪波指出，在商周時代，古永定河出山後分為南、北兩支，其中北支經過今天的八寶山之北、前門向東南流，而南支則經過今盧溝橋也向東南流，兩條支流匯合於今馬駒橋附近，在兩河之間的一處長形高地上，誕生了北京城最早的樣子——薊城。

如今，在廣安門外的北京濱河公園內，有一座薊城紀念柱，是1995年為紀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建，正面上方鐫有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所題的16個漢隸大字：“北京城區，肇始斯地，其時惟周，其名曰薊。”

據侯仁之論證，三千年前的薊城，就是依託蓮花池水系發育起來的。而蓮花池源自永定河的故道，又接收了它源源不斷的地下水補給。

除了水源，永定河流域的森林，也為城市建設提供了大量的燃料、建材。不過，與孕育並存的，還有威脅。古人發現永定河流量年際變化大，極易改道氾濫，到了魏晉時期，人們開始邁出改造永定河水系的第一步。

北京歷史上第一項大型水利工程，始於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彼時，駐守幽州的鎮北將軍劉靖在實地考察永定河流勢後，在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分水處修建戾陵堰，並開挖引水口和車箱渠，將河水東引，作為薊城周圍農田的主要灌溉用水。

這是一項極為複雜的工程。據《劉靖碑》記載，戾陵堰的堰體結構是用裝滿大塊卵石的‌荊條籠排列而成的，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步，因在戾陵附近而得名。在河流北岸又修建水門，門寬四丈，還建造了十丈長的輔助水壩。遇到山洪暴發時，洪水就順着攔水壩向東泄流，而水流平緩時，河水就從水門向北流入渠道。

一組數據更能説明書改造帶來的變化：每年可灌溉農田兩千頃，總計灌溉區域高達一百多萬畝。充足的水源將旱田變為水田，產量也隨之大幅度提高。

但這並未改變永定河“善淤易決”的特性。戾陵堰修成以後，曾多次毀於洪水。西晉元康五年（295年）六月，又是一場洪水，沖毀了四分之三的戾陵堰。

當年，劉靖之子劉弘率領兩千將士，復建河堤，建造石渠，修復攔水壩，整治水閘門，用幾個月的時間，恢復了戾陵堰和車箱渠。史料中還提到了一個細節，在修復和改造這項工程時，諸部王侯主動派人助役，許多老百姓也自發到工地參加勞動。

200多年後，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也重修過戾陵堰，將這項水利工程的規模進一步拓展。

沖毀、重修，再衝毀、再重修，在此後的近一千年裏，永定河水循着戾陵堰與車箱渠的脈絡流淌，滋養着兩岸百姓。

“金口”難開

到了金代，古車箱渠成為了“引永定河以濟漕運”的大膽嘗試。

事實上，永定河的航運價值並不高。王洪波認為，打通永定河上下游航道幾乎不可能。它的水量變化大，夏秋暴漲，冬春淺澀，河水多泥沙，善淤積，河道不暢，還有些河段坡降太大，水流湍急，難以行舟。

那為何要嘗試開發它的漕運功能？因為城市的性質迎來了巨大轉變。

金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改燕京為中都，在遼陪都南京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由此開啓了北京成為國家正式都城的歷史。

各路、府、州、縣聚斂的賦税、糧食都要集中到中都，以滿足皇室和龐大的國家機構、官員、軍隊等對大量財富和糧食的消費。

當時，山東、河北的糧食可以由運河運至通州，為了解決從通州至京師最後五十里的運輸問題，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金史·河渠志》還原了當時河道的真實情況：“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於是，引永定河以補運河水源不足成為了破局之法。

大定十二年，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將永定河挖開了一個口子，並設置水閘，將河水引向北邊的麻峪村，利用一段車箱渠故道東行，在半壁店附近脱離故道流向東南，經玉淵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護城河，向東流經今天的人民大會堂南、北京站南，再向東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

沒有料想到的是，水通了之後，卻無法行船。因西部地勢高，水流湍急，並不適用於漕運，所開金口河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反而帶來了新的隱患。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宰相上奏稱，石景山金口閘的地勢比都城高一百四十尺，倘若遇到洪水暴漲，有人要是趁機做壞事，危害極大。而如果徹底堵塞它，原本所種植的稻田便會受到影響，或許可以重建多重水閘，同時在河岸上設置管理防汛物資的官員，以減少禍患。

當永定河洪水直接關係社稷安危時，它所能實現的其他功能就顯得無足輕重了。僅過了16年後，“金口”便被徹底堵上。

“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而價賤矣！”金世宗的感嘆裏，藏着對水路暢通的迫切期待。

不過，失敗只是歷史的局部註腳。當金口河的閘門落下，人與河流的對話才剛剛開始。

再開“金口”

金世宗沒能想到，自己親手堵上的金口河，會在元代被再度開啓，還成功使用了近30年。

公元1264年，忽必烈下詔建都燕京，仍稱中都，1267年決定放棄金中都舊城另建新城，他向全國徵調工匠，一場大規模建都工作開始了。

“金中都城位於永定河洪積、沖積扇的西南側，因地勢低窪，時常發生水患，不利於大規模地擴建新的都城。”王洪波指出，元大都的規劃轉而依靠同樣是永定河故道之一的高梁河水系作為城市供水，這一水系也成為了大都的生命線。

建造一座新城，需要大量的建築材料，為解決運輸問題，元代將目光再度投向了金口河。

“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當時的都水少監郭守敬給予了一度失敗的金口河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如果重新勘察河道的遺蹟，讓河水重新流通，向上可以帶來西山的物產之利，向下可以拓寬京畿地區的漕運通道。

1268年，金口河再次被開掘，負責河渠事務的官員正是郭守敬。他並非簡單重複前人所為，而是選擇改造閘門，在金口西邊預先開鑿減水口，使水從西南匯入大河，以防止漲水突然湧入而造成禍患。

這一次，金口河的生命被延長到了30年，在永定河引水史上是空前的，這也意味着它與洪水的鬥爭持續了30年。

大德五年（1301年），北京地區出現了連續兩個月的陰雨，永定河水位暴漲，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都城，最終用砂石和雜土將金口上游的河道完全堵塞。

但金口河並未就此沉寂。元朝末年，又有官員建議開金口河，並開挖一條新河，引西山金口水向東流至通州南邊的高麗莊，如此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於城中”，此時距離郭守敬關閉“金口”已過去40餘年。

當時，面對前車之鑑，左丞相許有壬激烈反對，“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沖決之患。”他認為如果此水可用，當初郭守敬何必遠取白浮之水？

後來，新河還是在正月動工了，於四月初挖成，因水流湍急兇猛，無法行船再度告終。許有壬口中提到的“白浮之水”則是郭守敬為解決漕運瓶頸的另一種嘗試。

由於“金口”存在隱患，1292年，郭守敬主持修建了一條人工運河——通惠河，引白浮泉及西山諸泉先西行再南折，沿山麓繞過沙河、清河河谷，匯入甕山泊（今昆明湖），最終經高梁河注入積水潭。這一設計巧妙利用山麓地形，通過分段設置水閘調節水位，既保障了漕船通行，又為大都提供了穩定的水源。

而在河流的另一端則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為了給都城提供建材與物資，永定河上游地區的林木被大量砍伐，所剩無多，加之氣候變化，下游河牀泥沙嚴重淤積。到了明清時期，與永定河的對抗也達到了巔峯。史料中明確記載，明代永定河水災危及北京城的次數高達19次。

為根治永定河水患，清朝將永定河的治理制度化，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模式，康熙帝更是直接賜名“永定河”。然而，到了晚清時期，整個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築越高，成為地上懸河，“永續安定”的美好願景，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得以實現。

不止是戾陵堰、車箱渠、金口河，還有更多大大小小的溝渠，散落在兩岸，構成了一部人與河流對話的開篇。城與河的相處，從來沒有一勞永逸的征服，而是在持續的互動中，不斷探尋着共生的平衡點。

如今，城市依然在永定河左岸生長，而金口河故道上，車流仍舊往來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