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這樣做科普
數字化浪潮席捲全球的今天，科普正以更加生動多元的形式融入公眾生活。廣大科普工作者或深入一線，或在網絡上通過短視頻、直播等形式開展科普活動。通過多形態、接地氣的講解展示，讓專業科學知識變得通俗易懂，生動有趣。正逢首個全國科普月，我們邀請了五位科普工作者，請他們講述自己的科普故事。
——編 者
“恐龍”院士
在孩子心中種下科學的種子
徐 星
從上世紀90年代寫科普文章算起，我做科普工作已經幾十年了。我的感受是，做科普重要的是傳遞科學家精神，讓科學家成為人們心中的榜樣。
中國是世界上發現恐龍物種最多的國家，是個“恐龍大國”。我是研究恐龍的，講恐龍故事時，會介紹現在的鳥類是怎樣從恐龍演化來的，怎麼尋找化石，從化石中能發現什麼。也會講到有哪些有意思的科學爭論，不同科學家怎樣對同一個發現做出不同解讀。
我講過這樣一個事情。著名的三疊中國龍，是我們學科創始人楊鍾健院士命名的，但這種恐龍後來被發現其實生活在侏羅紀早期，“三疊中國龍”這一名稱並不準確。這説明，再偉大的科學家也有可能犯錯，但這並不影響楊先生的學科開拓者和奠基人地位。通過這個例子，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在科學研究中，犯錯誤是常見現象，沒有錯誤就沒有科學認知。科學不可能“一目瞭然”，有爭論、有質疑，才有科學的誕生和進步。這其實就是科學家精神。
具備了科學家精神，科研人員往往就會做到忘我、投入和熱愛。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楊鍾健先生和同時期的西南聯大的老師以及學子們仍在孜孜不倦地從事科學研究，不斷探索和追尋真理，這種精神也是我想傳遞給受眾的。
科普要做到既吸引人，又保有科學的嚴肅性，其實很難，得找一些貼近生活且大家感興趣的領域，讓公眾慢慢了解、關注科學。我很幸運，恐龍這一領域，孩子們恰好感興趣。我希望讓孩子們瞭解恐龍後，慢慢對科學產生廣泛的興趣。
普及科學知識的同時，樹立科學家形象也十分重要。通過科普來樹立科學家形象，會潛移默化影響很多人。我工作中遇見過一些研究地質學、生物學的國內外年輕科學家，他們告訴我，小時候聽過我的科普報告，看過我的科普紀錄片，這讓他們下定決心從事科研並立志成為科學家。這讓我覺得科普給人們塑造“榜樣的力量”，帶來的影響可能比知識本身更為深遠。
當科學家成為孩子們生活中的榜樣和追逐的目標時，他們自然會往這方面去努力。現在，我還會時不時和在科普活動中認識的小朋友聊微信，有的小朋友會跟我分享生活中的事情，聊起他們彈鋼琴、寫作業……或許他們不一定想了解恐龍知識，可能只是覺得“這個科學家看着不錯”，但説不定就會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感染。
我想，“在孩子心中種下科學的種子”便是這麼回事。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本報記者李君強採訪整理）
“百萬”博主
做連接專業科研與公眾需求的橋樑
李治中
作為擁有數百萬粉絲的科普作者，我已在這條路上行走了12年。正值首個全國科普月，我正在爭分奪秒製作健康類科普作品，數量大概是平時的3倍之多。
2013年，我在國外一家藥企從事癌症新藥研發。當時自媒體興起，網絡上充斥着大量偽科學信息，一些患者因缺乏基本醫學常識而貽誤治療時機。母親在我讀大學時不幸患上乳腺癌，更讓我深切地體會到患者家屬的焦慮與恐慌。我開始想做一點事情，傳播科學知識，幫助患者及家屬瞭解更多訊息，告訴他們除了放療、化療，還有靶向藥、臨牀試驗等救治渠道，況且科學家正在努力研發新藥，一切還有希望。
懷着這樣的信念，科研工作之餘，我開始以“菠蘿”為筆名撰寫科普文章。從第一篇科普文章《癌症和腫瘤的區別》上傳到網上只有幾百人次的閲讀量，到如今各網絡平台均覆蓋，訂閲者過百萬，演講《癌症的真相》線上點擊量超億次。
偽科學傳播速度往往是真科學的數十倍，兼職闢謠的往往打不過專業造謠的。擴大科普作品的影響力和覆蓋面，需要科普者把艱澀難懂的生物學、醫學內容，轉化為通俗有趣的日常內容。例如，解釋複雜的免疫治療原理時，可以用“給免疫細胞松剎車”的汽車來比喻。堅持這種風格，讓我的科普圖書成為越來越多患者的牀頭讀本。
有人質疑，作為生物學博士的我，做科普是一種浪費。我不這樣認為。專業優秀的科普，將成為連接專業科研與公眾需求的橋樑。科普工作者既是科學界的“翻譯官”，更是公眾健康的“守門人”。
科普不僅要“破圈”，更要“下沉”。我很樂意到各醫院為醫護人員作講座，引導他們一起做更接地氣的科普。
在優質科普作品的影響和幫助下，公眾的科學辨別能力顯著提升。如果科普工作者的忙碌，能喚醒全社會對科學的關注、提升公眾的科學素養，再辛苦也值得。
（作者為科普作者、科普品牌菠蘿因子創始人，本報記者黃曉慧採訪整理）
“科普教授”
讓科普和創新雙向奔赴
陳 徵
幾年前，我應邀去山西汾陽南垣村寨小學講一堂科普課，當地老師專門跟我強調，“陳老師，建議您不要帶那些專業的設備，要不等上完這堂課，您一走，設備也帶回去了，後面的課就不好上了。”一席話讓我深受觸動，科普必須接地氣。
我曾經花了一兩個月時間找身邊的材料。比如，易拉罐、塑料繩等，統統拿來做教具。用頭髮摩擦後的氣球，隔空托起撕成“水母狀”的塑料繩；用摩擦後的PVC管，操控空易拉罐……各種力學小實驗，讓孩子們不時發出驚歎聲。
我忘不了孩子們好奇的神情，原來科普不一定非要“高大上”，能做、可持續，應該成為科普的重要原則。
近幾年，我把很大精力放在中小學科學教育上，逐漸摸索出了一套成體系的教學方法，算是有了點“能拿得出手”的東西。隨着全社會對科普傾注更多熱情，科普工作的地位也越來越高，科普成果逐漸被更多高校納入教師評價體系，在工作考核、職稱評定等環節中成了加分項。去年，我參與的一檔科普節目還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在我們學院，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老師跟我一起組成了青年科普服務團隊，還有不少研究生、本科生以社會服務的形式加入進來。
科普可以和解決現實問題結合起來。青少年科學教育，大學生創新實踐能力培養等領域，都是做好科普工作的有力抓手。
比如，全社會都很關注科技成果轉化、新質生產力發展。這其中，科普能做什麼？2024年，我推動的一項旨在促進科技文化融合和產業發展的工作有了新進展，我們學院與行業龍頭企業合作共建的“智慧光影應用技術”文化和旅遊部技術創新中心通過驗收，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科普。久久為功，科普就能為創新打下堅實的人才基礎，並讓科技界、產業界和社會公眾產生良好的交流，讓公眾願意接受科技產品、科技服務，更多資源就能再次投入科技創新中去，科普和創新形成良性循環、雙向奔赴。
在中國科技館的支持下，我們成功實施了一個全新模式的科學教育項目——“築夢星球”，以沉浸式的模擬大科學工程建設為場景，讓科學家、工程師和青少年一起來解決實際問題。科普既要重視科學思想方法的培育，也要重視加強科學實踐能力的培養。
（作者為北京交通大學物理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本報記者谷業凱採訪整理）
“識魚”達人
用發自內心的熱愛做好科普
王浩展
從事海洋科普，源於一次逛菜市場帶來的觸動。
在大學學習階段，我主要研究淡水經濟魚種養殖技術和遠洋魚類資源評估。2017年參加工作，來到海南，我喜歡去菜市場閒逛，當第一次看到五顏六色的熱帶魚時，卻瞬間慌了神——作為一名“學魚”出身的人，我竟成了“魚盲”。
對於近岸海洋魚類的分類和鑑定，我只停留在以前課堂所學的理論知識上。看着眼前陌生又漂亮的海洋生物，在好奇心和探索欲的驅使下，我做了個決定：每天記錄並分享一種魚。這也開啓了我的海洋科普歷程。
我的工作單位，是自然資源部設置在我國最南端的海洋觀測監測機構。每年至少一半時間，我們單位大部分人都需要去西沙島礁上值守，開展海洋觀測、資源調查、生態監測等任務。永興島常年高温、高鹽、高濕，生活環境嚴酷，但我卻多次主動申請去值守。
為啥？因為這裏是觀察記錄島礁周邊熱帶海洋生物的好地方。在島礁的那些日子，工作之餘，我都會去漁村、海邊探索五顏六色的熱帶魚和千奇百怪的島礁潮間帶生物，這成了我開展科普源源不斷的新奇主題，也讓艱苦枯燥的守島生活變得有趣了許多。我的科普內容，最初是記錄魚蝦蟹貝等常見生物，後來開始分享總結相似魚類的鑑別方法，有趣的魚類生物學知識點等。
這份堅持逐漸有了迴響：身邊的同事、朋友遇到不認識的海洋生物，總會第一時間問我；網友圈子也越來越大，偶爾還會收到出版社和電視台的科普欄目邀約等。我還經常在世界海洋日等時間節點，向三沙市小學生、島上居民分享身邊的海洋生物知識。
隨着積累的圖文資料越來越多，在單位的支持下，經過兩年打磨，我和同事、朋友編著了《西南沙常見漁獲物圖鑑》《西南沙海洋貝類圖鑑》等書籍，我還在籌備潮間帶生物、菜市場魚類相關的圖鑑，從更多角度科普海洋生物。
想要做好科普，我覺得首先要擁有發自內心的熱愛。只有自己真正想弄懂、想分享時，傳播效果才是最好的。其次是要“換位思考”，大家想了解什麼魚？長相相似的魚能否區分？漁港的小雜魚流向何處？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很多。
建設海洋強國，離不開海洋文化等軟實力的支撐。我能有機會發揮專業優勢，通過科普提升公眾海洋意識，讓更多人認識海洋、親近海洋、熱愛海洋，是我的榮幸，更是我的責任。
（作者為自然資源部三沙海洋中心觀/監測員，本報記者劉詩瑤採訪整理）
“玉米”專家
辦“田間課堂”説農民語言
李少昆
玉米增產，科學栽培很重要。我帶領團隊研發出的“玉米密植高產精準調控技術”，多年前就被農業農村部列為主推技術。然而，由於農民不瞭解新技術，也看不懂專業的技術手冊，推廣一度受阻。
為改變這一情況，我決定把課堂搬到田間地頭。團隊核心成員每年下鄉200天以上，“泡”在田間觀察記錄，解答農民疑惑。農民朋友有啥問題，在地裏就能找到我們，他們親切地將這稱為“田間課堂”。
最初“田間課堂”並不順利。農民習慣“一炮轟”等大水大肥的做法，剛出實驗室的博士生和農民講起“精準調控”，他們嫌麻煩；講“密植”，他們又嘀咕，“大學生不懂種地。”雙方“碰撞”不起來，一場培訓下來，有人閒聊，有人“逃課”。
我們反思，不能用科學家的語言和農民交流，更不能居高臨下地去指導，要俯下身子，轉換語言，實現情感共鳴。為此，我們把“水肥一體化”改成“餓了就喂、渴了就喝”，把合理密植比喻成“站隊不擠也不散”。團隊還跟地方政府合作編出“播種別早也別晚，地温十度穩七天，早播土壤温度低，冷漿壞種苗不全”等順口溜、快板書，技術要點很快就在當地傳開。
除了面對面講、手把手教，近年來，我們還不斷拓展新形式。比如，把管理技術做成作業掛曆，對關鍵的作業注意事項、操作要求等分門別類地做了通俗講解，編製成技術掛圖分發給農户。18個玉米種植省份，自然條件和生產水平各不相同，將技術掛圖細化為44個區域化技術掛圖，適配各個區域的生產管理。我們還將關鍵技術環節拍成1分鐘左右的短視頻傳播。我們每年還會做上百場線上和線下培訓，一場培訓最多吸引近百萬人在線。
漸漸地，眼瞅着使用新技術的同鄉、鄰居都掙到了錢，來聽課的人越來越多。聽説我們“田間課堂”開講，很多種植大户騎着摩托車從鄰縣趕來，現場頻頻互動，科普效果很好。一些種植大户成為我們的“宣傳員”，他們用最樸實的語言、最真實的效益，成為這項技術最可信、最有成效的推廣者。
截至目前，這項技術已在全國累計推廣1.5億畝，增產糧食超過1783萬噸，推廣區平均畝增產113公斤，為促進農民增收、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撐。
如今，團隊每名成員都認識到：科研解決的是“有沒有”的問題，科普解決的是“用不用”的問題，兩者同等重要。
（作者為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喻思南、田浩園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