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人民日報撰文:故宮結緣我之幸
作者:阎崇年
原標題:故宮結緣我之幸(人文茶座)
今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週年。我比她小9歲,出生在仙境蓬萊一個半山半海的小鄉村。父兄在北平做事,春節回鄉探親,從我記事起就聽他們講故宮的故事。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00天后,我來到北平。來北平第二天,父親就帶我去參觀故宮。故宮之宏偉氣象、壯麗宮殿,給我這個鄉下小孩以心靈震撼。這圓了我童年的一個夢。當年夏天,我考入六中讀書。同年10月1日,我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新中國開國大典。這是我人生轉變的一個天時。是為我與故宮的天之緣。
我身在北京,住家在西長安街之南側,學校在南長街之西側,住家、學校與故宮之間,其南北、東西各只有一街之隔。這就使我到故宮看典籍、查檔案,觀文物、會朋友,研討、請教,路程很近,極為方便。一段時間裏,我幾乎每天(星期日除外)帶着窩窩頭,趕在故宮西華門開門之前,一開門就進,傍晚閉館才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記得一次一位記者問我去過故宮多少次?我説:“超過1000次。”是為我與故宮的地之緣。
而後我學研明清史、北京史、滿學,經常去故宮,實地考察,研討學術。改革開放後,我參與故宮博物院清代宮史研究會、中國紫禁城學會的籌建,後來任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見證了《故宮博物院院刊》復刊、《紫禁城》雜誌創刊,併成為其作者。同時結識了許多故宮內外研究故宮學的專家學者,我們保持密切的學術友誼。是為我與故宮的友之緣。
因研究的需要,承蒙故宮博物院特許,我曾在故宮考察坤寧宮薩滿祭祀大鍋,測量鍋的口徑和深度;又帶着捲尺,測量從養心殿後寢宮到前殿,雍正帝“上班”時實際走的路有多長(只有1.8米);還實測“三希堂”內室實際面積只有4.8平方米等。幾十年來,出於多種因緣,故宮的宮殿樓閣我都參觀或考察過。是為我與故宮的學之緣。
2004年,央視“百家講壇”邀我講“清宮疑案”系列,而後又講了《明亡清興六十年》《大故宮》等系列。為紀念故宮建成600週年,在喜馬拉雅音頻講了《大故宮六百年風雲史》,出版《故宮六百年》。將學術研究成果,通過電視、電台、書籍、網絡等平台,分享給廣大受眾,這不僅在國內有廣大受眾,而且在海外華僑華人中產生了強烈反響。回顧以往,故宮既是我明清史研究的學術課題、資源寶藏,又是我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良師益友、廣闊課堂。明嘉靖《通州志略·序》曰:“惟作天下之事本乎機,而成天下之事存乎會。”這是百年難逢的機會,我有幸遇上了。是為我與故宮的機之緣。
故宮不僅侷限於紫禁城內,而且應有“大故宮”的觀念。我將故宮及其姻系的研究,融匯入明清史、宮廷史、北京史、滿學、文物學、書畫學等學科中。故宮概念的外延,包括北京的王府、公主府、壇廟、衙署、苑林、陵寢等遺蹟,京外承德避暑山莊暨外八廟和木蘭圍場,南京明故宮遺址,鳳陽明中都遺址,瀋陽故宮博物院,清關外三京——興京(赫圖阿拉)、東京(遼陽)、盛京(瀋陽),三陵——永陵、福陵、昭陵等。我還考察了大陸遷台文物在台中霧峯防空洞地庫遺址、台北故宮博物院山洞庫房,考察了抗戰時文物南遷地珍藏文物的遺址、遺物。我先後到31個省區市,介紹和宣講以故宮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我多次去台北故宮博物院做學術交流,有兩件事記憶深刻、沒齒不忘。一件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存有《康熙朝起居注冊》半部,後來發現其另半部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如能合璧出版,既嘉惠學林同仁,也是文化之盛舉。經我牽線海峽兩岸四方:2009年,《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影印精裝54冊,以同開本、同裝幀、同版式、同紙張、同時間,合作問世。我有幸得到兩岸各贈半部,並在首冊扉頁有四方負責人分別簽名留念。這成為兩岸故宮博物院交流合作的一段文化佳話。另一件是,康熙帝晚年,曾在北京昌平鄭各莊修建行宮與王府,但其建築已平毀,遺蹟已清除,漢文圖書、檔案闕載。這成為清宮史、北京史、建築史的一個200多年的學術空白。我到台北故宮博物院查滿文檔案,發現了此建築羣的系統完整滿文工程竣工檔案,但孤證不立;我又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到此工程開工滿文檔案。因其為內務府工程,故漢文檔案、文獻均無記載。這兩份滿文檔案合璧,難題豁然得解。
由上,我與故宮有天緣、地緣、友緣、學緣和機緣,這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之,我特別感謝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是現存世界上最大的古典宮殿建築羣,其氣象之博大、建築之偉麗、寶藏之宏富、藏品之精粹,是中華五千年文物之集萃,也是人類文明之瑰寶。我深切體悟到:只有偉大的中國、偉大的人民、偉大的歷史、偉大的智慧,才會有偉大的故宮。這是文化自信的鮮明而有力的見證。
(作者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