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正從亞太回撤“後院”嗎？

編者按：美國即將發佈的新版《國防戰略》或將美國本土和西半球設為優先事項，類似消息引發有關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調整的猜測。美國戰略觸角正從亞太回撤美洲尤其是拉美嗎？這種潛在動向可能產生何種影響？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劉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張維琪：*上海外國語大學巴西研究中心主任

*張家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美國亞太“戰略收縮”的敍事與實質

劉暢

至少從十年前開始，關於美國“戰略收縮”的猜測和討論就已開始頻繁出現。在這其中，不乏有人提出美國應在其他地區“卸包袱”“撂擔子”，重組有限資源投入亞太，集中精力圍堵遏壓中國。也有人稱，美方應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戰略收縮，更加專注於美國本土或西半球。這類關於美國戰略收縮的説法，或被冠以“孤立主義”“管控風險”之名，實際上卻可能是為美國在亞太行“戰略擴張”之實打掩護，不排除有刻意製造敍事、框定輿論認知的目的。

從近年來的實際情況看，美國亞太政策實踐並不在“戰略收縮”的脈絡之內，而是自有一條邏輯主線和走勢路徑。

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亞太政策開始以“重返亞太”或“亞太再平衡”等戰略名目長期錨定“劍指中國”的主線。在國內政治極化愈發嚴重的背景下，美國亞太政策中聚焦遏華的一面不僅沒有弱化，還在民主、共和兩黨交替執政中得以延續，相應舉措也顯示出迭代趨勢。美國在“印太戰略”框架下建立疊牀架屋的小多邊機制網絡，並從遏華角度出發削弱亞太多邊合作機制以及部分亞太國家的戰略自主，類似做法本質都是服務於其遏壓中國的戰略目標。

進入“特朗普2.0”時期以來，美國政府確有一些官員公開提出從中東地區和烏克蘭危機中儘快抽身的想法，華盛頓也採取了一些舉措，看起來有了“全球收縮”的意味。但美方這方面的所思所想並未跳出“亞太再平衡”政策實施以來美國亞太政策的基調和要點，部分觀點和做法甚至就是直接取材於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一如拜登政府上台後實質上承繼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印太戰略”的內在思維和部分外在表象。例如，“太平洋威懾倡議”從2020年“特朗普1.0”時期提出，中間橫跨整個拜登政府任期，如今在“2026年國防授權法案”中仍能見到身影。現任政府濫施關税分化亞太國家與拜登時期建立“印太經濟框架”的做法雖不一致，但目的重疊較多，所追求的實質效果亦有較多相似之處。更別提美國長期借南海爭端、中導問題等敏感複雜因素破壞地區穩定，持續在中國周邊地區製造混亂。

總而言之，無論美國是否有意識地用“戰略收縮”來干擾輿論，美國在物理域的實際舉措與在認知域想要製造的敍事不啻於兩個平行世界，美國在特定環境和條件下突出政策延續性與聚焦主線的相應調整似乎更具解釋力，輕信美國“戰略收縮”之説可能會擾亂我們對複雜態勢的感知與應對。

未來一個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收縮或是擴張，大概率仍取決於中美關係走勢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美方或許會用“戰略收縮”或其他話語裝飾亞太政策的枝枝葉葉，但只要繼續以圍堵遏壓中國為主要目標，其實質就不會隨着表象與敍事的改變而有根本變化。接下來，美方或許會從其他地區抽調一些資源投入西半球，但如果規模和程度達不到“質變”，就很難定論説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戰略收縮。就此而言，“戰略收縮”既不是當前階段美國亞太政策的實景，亦不能統括其理念與實踐的內在機理。正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美方亞太戰略是否出現新的變化，歸根結底還要依據其實際行動加以判斷。

拉美不是誰的“後院”

張維琪

美國即將發佈新版《國防戰略》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根據一些美媒提前獲知的草案內容，其中包含美方安全戰略的重大轉變，即把美國本土和西半球安全設定為優先事項。結合美國現任政府上台以來在國內和國際防務安全層面的現實舉措，有關美國向着孤立主義和“門羅主義”回擺的討論逐漸增多。

那麼，轉向“美國優先”和孤立主義的美國，為什麼要把西半球安全置於優先位置？西半球包含美洲全境，而由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組成的拉丁美洲，則是西半球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美國在19世紀末就已成為美洲霸主，一直牢牢掌控西半球，更把拉美國家視作“後院”。這一過程中，“門羅主義”和“羅斯福推論”扮演了重要角色。1823年美國時任總統詹姆斯·門羅提出“門羅主義”，迄今已有200多年。最初，“門羅主義”具有拒絕歐洲列強幹涉美洲事務的一面，但這一思想隨後演變成美國勢力擴張的工具。1904年，美國時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提出的“羅斯福推論”進一步擴展了“門羅主義”，允許美國憑藉強權對拉美國家主權和內政進行粗暴干預。冷戰期間，美國以直接干預拉美國家或發動“代理人戰爭”的方式，保持在當地的優勢。冷戰結束後，美國把目光轉向全球，對拉美更多通過國際機制進行間接控制，以維護自身在美洲事務中的主導權為目標。美國對拉美的直接干涉雖有減少，但以更隱秘方式進行的干預有增無減，貫穿在貿易、反恐、反毒、反腐等事務之中。在美國的邏輯中，拉美是其“後院”和勢力範圍的思維沒有實質改變。

美國現任政府上台以來，削弱拉美國家並加強控制的趨勢有所增長。一是向包括拉美國家在內的全球貿易伙伴發起“對等關税”，造成拉美國家對美出口萎縮，對地區生產鏈、供應鏈造成破壞。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就將高關税等視作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南美地區最大的干涉行動。二是加強對加勒比地區的武力威懾。美國借反毒、反恐的名義在當地採取軍事行動，擊沉委內瑞拉船隻，意在迫使委內瑞拉屈服並防止其他國家在該地區影響力的提升。三是粗暴干涉巴西內政。美國以經濟、軍事力量相威脅，要求巴西政府釋放前總統博索納羅，為此不僅對巴西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税，還制裁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以上種種，表明美國確有加強對拉美地區控制的跡象。

在美國重壓之下，拉美國家再次置身十字路口，面臨被迫妥協還是堅定維護主權的抉擇。就此而言，首先，當今時代既不同於冷戰時期美蘇爭霸的局面，也不同於冷戰結束之初美國一家獨大的格局。在多極化已成歷史大勢的世界中，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該失去獨立自主而淪為他國附庸。其次，選擇維護國家主權的地區國家需要做好面對一系列壓力與挑戰的準備。按照以往慣性，作為傳統區域霸主的美國為了保持自身權威，很可能在經濟、信息、技術等諸多領域向地區國家施壓，甚至挑動衝突迫使後者屈服。再次，重塑拉美地緣政治的過程或為區域新興大國帶來機遇。比如，在分析了咄咄逼人的美國近期給拉美製造的諸多混亂之後，巴西學者阿爾芒多認為，美國無意於加強拉美地區的多邊主義，而這又為致力於鞏固其南美大國地位的巴西提供了罕見機遇。

不久前，巴西總統盧拉在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強調：“巴西的民主與主權不容談判”。在此之前，他也曾表示“巴西絕不會成為任何人的後院”。拉美不是誰的“後院”，相信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拉美國家的共同心聲。

“撤多遠”一時難有定論

張家棟

回顧美國全球戰略的演變過程，可以發現其戰略重心一直處在某種動態調整之中。1776年建國後的一個多世紀中，美國主要戰略重心就是在西半球，1823年在“門羅主義”中宣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就是當時美國外交政策與原則的一個集中體現。美國當時就開始將美洲視為“勢力範圍”，但還很少“走出美洲”。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在“進步主義”和海權論的推動下開始延展對外擴張的觸角。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美國在長達數月的戰爭中奪取西班牙在美洲和亞洲的多個殖民地，其中就包括菲律賓。這是美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走出美洲”。美西戰爭後，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得以鞏固，同時開啓了向着遠東和太平洋的擴張，進而將自己從一個“美洲國家”變成了“太平洋國家”。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則見證了美國進一步調整戰略佈局並逐漸演變成一個“全球國家”的過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戰略觸角延伸到歐洲。1918年初一戰接近尾聲之際，美國時任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將之作為結束一戰的綱領和實現戰後和平的藍圖，但背後也隱含着為美國日後稱霸世界創造條件的目的。不過，這些提議沒能獲得美國國會支持，美國在一戰後沒有加入國聯，反而向着孤立主義傳統回擺，相應地也減少了對歐洲事務的介入。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節點，美國國內“全球主義”和對外干涉思潮開始佔據上風，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逐漸鋪開。在美洲之外，美國當時的全球戰略重點主要就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塊戰略區域的核心目標都是為了遏制蘇聯。冷戰期間，美國比照主要覆蓋歐洲和北美國家的北約模式，分別在東南亞和中東策劃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組織。通過這些地區性軍事同盟，美國大體維持着對歐洲和亞洲的介入和干預。

隨着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美國的全球戰略再次出現收縮跡象，在歐洲和亞洲的戰略資源投入減少。雖然派駐這兩大戰略區域的軍事力量都有縮減，但因從歐洲撤軍幅度相對較大，當時給人的印象是美國戰略重心開始從歐洲轉向亞洲，或者説從大西洋向太平洋傾斜。在此過程中，因為海灣戰爭和中東地區持續動盪，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和其他資源投入不減反增，成為當時美國全球佈局的一個“例外”。如此一來，美國戰略重點反而增多，變成歐洲、亞太和中東三個區域。

這就是在本世紀初奧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太”之前，美國全球戰略佈局的總體框架。隨後，在“亞洲軸心戰略”“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印太戰略”等一系列名目下，美國開始主動將軍事和戰略資源向着亞太地區轉移和聚集，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圍堵遏壓。那麼，現在為何出現有關美國戰略重心調整的新一輪討論？美國確實正在進行這種戰略調整、向着西半球戰略回調嗎？

從實際動向看，當前階段的美國確實進入了新一輪孤立主義或所謂“戰略收縮”週期。這與其綜合國力相對下降有關，美國現在的軟硬實力越來越難以支撐當年那樣的“國際警察”或全球性安全角色。在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的大趨勢下，美國終將從過去的“一超”變成多極世界中的“一極”。事實上，至少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就已開啓在全球層面“戰略撤退”的過程，只是當時還包裝在“戰略轉移”的説辭之內。美國現任政府上台以來，對此不再加以掩飾，在“美國優先”原則下大幅調整對外行為模式，其中包括要求盟友承擔更多安全責任，在關税政策上對盟伴也不“網開一面”等等。 

換而言之，美國的戰略收縮已在進行當中，從全球層面“撤退”成為美國國內的一種共識，但分歧在於“撤多遠”或“撤得有多徹底”。美國政界和軍界一部分人認為，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攤子”過大，因此才有新版《國防戰略》可能就此做出調整的説法，即明確提出優先保護美國本土和西半球安全。但另一些人認為，美國維持在全球各地的駐軍和戰略資源投入依然十分必要。兩種觀點博弈之下，美國這一輪“戰略收縮”或撤退究竟進行到何種地步，還要看類似《國防戰略》這樣的官方文件如何表述，以及相關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