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6億人次的革命紀念館，如何“圈粉”年輕人 | 文化中國行

“我要去延安”實景劇。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怒吼吧，中國——北京魯迅博物館藏抗戰版畫展（1931-1945）》海報。北京魯迅博物館供圖

一件皮箱，訴説着一位青年從浙江到延安的跋涉與理想；一幅名為《怒吼吧，中國》的版畫，刻錄下一個民族不屈的脊樑。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進革命紀念場館，與革命文物對話。

國慶中秋假期，在北京，30餘組家庭在假期首日走進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北大紅樓館區，開啓“李大釗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學活動；在延安，19座革命類博物館紀念館星羅棋佈，各地遊客參觀紅色地標，領略革命老區新貌。

此前，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孫德立介紹，全國年均舉辦革命、建設、改革主題展覽超過3000個，6億人次觀眾走進革命遺址和紀念場館。471個革命遺址、紀念場館被列入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26個省級行政區發佈95條革命文物主題遊徑。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青少年與革命文物親密接觸，深情回望歷史，感受偉大精神，汲取奮進力量。”孫德立説。

2024年3月26日，香港林大輝中學師生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加“復興一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供圖

不僅説“文物有多珍貴”，還要講“青年有多勇敢”

孫德立表示，“十四五”以來，全國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作在已有基礎上取得長足進展，呈現新的面貌。革命文物資源家底基本摸清，全國不可移動革命文物4.2萬餘處，國有館藏革命文物150萬餘件/套。

摸清了文物家底，如何講好文物故事？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是一箇中小型革命紀念館，該館黨支部書記、副館長王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紀念館以《我要去延安》主題展覽為“試驗田”，嘗試打造一個抗戰文物的“青春態”敍事。

為什麼要為抗戰文物注入“青春態”？“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館藏資源，都與青年有着深度鏈接。特別是抗戰時期，兩萬多名愛國青年，通過這裏奔赴延安。這裏躍動着許多鮮活的故事，沉澱着火熱的抗戰精神。我們有責任鏈接當代，面向未來。”王歡説。

展覽在策劃之初，紀念館就對18-35歲觀眾進行了抽樣調查。統計結果顯示，62%的人認為“抗戰精神與當代生活有距離”，77%的人表示“文物背後的故事比文物本身更動人”。

“這些重要數據讓我們發現，多以‘事件史’‘宏觀敍事’為主的傳統展覽，可能會遮蔽青年的個體選擇與情感體驗。革命文物要‘活’起來，必須打破‘代際温差’；抗戰精神要‘傳’下去，必須找到與青年的‘情感接口’。”王歡説。

為此，該館在對館藏資源作了再次梳理和深度研究後，開展了有針對性的走訪和徵集，並最終將答案鎖定在文物——尤其是那些自帶情感温度的“青春物件”。“我們換了個視角，不僅説‘延安有多偉大’，還要講‘青年有多勇敢’；不僅説‘文物有多珍貴’，還要講‘背後的故事有多鮮活’。”王歡説。

比如，西安美術學院原院長劉蒙天奔赴延安時攜帶的皮箱，之前展出，是放一個説明牌；現在，以皮箱為核心，通過時空串聯地理，來講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他怎麼從浙江家鄉啓程，遭遇途中路費被偷等磨難，仍然堅持理想，徒步抵達延安。

《我要去延安》主題展覽還把舞台交給年輕人：聯合高校和學生深度參與文物保護、策展設計等工作；共同策劃表演“我要去延安”實景劇；開展學校巡展巡講，參加“新時代青年延安行”，鼓勵他們創作主題Vlog……

王歡透露，該展覽開幕一年多來，紀念館累計接待觀眾75萬人次，較去年同比增長136%，其中18-35歲羣體佔比達65%。巡展還走進新疆、內蒙古等地博物館，和北石油、北科大、火箭軍工程大學等40多所高校。

王歡在觀眾留言本上看到這樣一條留言：“原來‘堅定理想信念’不是口號，是紡車轉一圈、信紙翻一頁、補丁打一摞攢起來的。”

周恩來1944年從重慶帶回延安的意大利小提琴。延安革命紀念館供圖

紀念館成為大課堂

“要讓文物説話，讓歷史説話，讓文化説話。”當文物為青年講好抗戰故事，革命紀念館本身就是絕佳的課堂。

截至目前，全國革命紀念館超過3000家，以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香山革命紀念館、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為代表的一批標誌性革命場館建成開放；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改擴建工程竣工開館，革命紀念館建設質量和展陳水平顯著提升。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立在南京大屠殺江東門集體屠殺遺址之上，於1985年8月15日建成開放。從2014年起，這裏成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舉辦地。

紀念館內設有基本陳列《南京大屠殺史實展》、主題展覽《正義必勝 和平必勝 人民必勝——中國戰區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審判日本戰犯史實展》、“慰安婦”受害者專題陳列《二戰中的性奴隸——日軍“慰安婦”制度及其罪行展》等。

該館副館長時鵬程介紹，紀念館着力打造“六個一課”，講好國家公祭儀式舉辦地的“大思政課”。所謂“六個一課”，即入伍一課、從教一課、行前一課、復興一課、歸國一課、入職一課。每一課都為特定的授課對象，從不同的切入口“定製”內容。入伍、從教、入職是按職業劃分；行前、復興、歸國，則指向特定羣體。

“行前一課，面向南京普通高中和職業學校即將出國的學生，教育他們出國後做愛國主義的踐行者、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和平種子的傳播者。從2017年至今，已經有9000多人上了這堂課。”時鵬程説，復興一課，則面向港澳台同胞，引導他們深化民族記憶、增強國家認同；歸國一課，面向留學歸國人員，激勵他們心繫“國家事”、肩扛“國家責”。

在時鵬程看來，紀念館講授思政課，首先依託於文物史料和紀念設施，以文物為“教材”、以場館為“教室”、以遺址為“課堂”。中山碼頭集體屠殺遺址出土的遇難者遺物、日軍在南京常府街慰安所的留言牆、約翰·馬吉拍攝的影像膠片……搭建起最好的課堂。

9月5日，澳門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和香港培僑中學，以及澳門濠江中學、東南學校近70名學生，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澳門濠江中學學生陳韶君曾通過歷史課瞭解南京大屠殺歷史，此次實地探訪讓她有了更深刻的體會，“紀念館裏的文物、倖存者的真實經歷等史料，鐵證如山。如今祖國繁榮昌盛，與過去積貧積弱的面貌截然不同，我們更要珍惜”。

師生們還與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夏媛面對面交流，夏媛的外婆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香港培僑中學教師譚小銘已是第三次走進紀念館：“這次聽到倖存者後代講述，學生們把課本上的文字知識與實地看到的文物、聽到的故事結合起來，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歷史，也更清晰地認識祖國從苦難走向繁榮的歷程。”

華僑青年王唯真的抗戰手繪本。延安革命紀念館供圖

從文物看到歷史的現場

《怒吼吧，中國——北京魯迅博物館藏抗戰版畫展（1931-1945）》，於8月末在北京開幕，精選館藏132幅抗戰時期木刻作品、13種版畫圖書刊物及3封畫家信札，系統呈現“捏刀向木、直刻下去”這一樸素藝術形式所迸發的強大生命力。

版畫這門技藝其實始自中國，古稱“繡梓”；在14世紀隨絲綢之路傳入歐洲，逐漸發展出畫家自繪、自刻、自印的創作版畫；到了20世紀30年代，魯迅發現，這種形式特別適合現代中國。成本低——一塊板子、一把刻刀，隨時隨地可以創作，而且容易複製、傳播得快。於是，經魯迅大力引介，創作版畫重回故土。

1931年8月17日，魯迅在上海發起了為期6天的木刻講習會，鼓勵青年藝術家既要吸收外來技法，更要表現“中國向來的魂靈”。然而，歷史的轉折猝不及防，講習會結束不到一個月，九一八事變爆發，藝術家立即行動起來，日夜趕製抗日畫報與木刻傳單，張貼於街頭巷尾，踐行了魯迅所言“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

為什麼展覽叫“怒吼吧，中國”？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姜異新介紹，這源於李樺創作於1935年的經典作品。這件作品塑造了一個被縛的、仰天怒吼的巨人形象——蒙目的布條遮不住沸騰的血性，半跪的身軀如盤虯的山嶽，粗繩深陷皮肉卻勒不垮挺直的脊樑。

“今年，我們依然能從這些版畫中，感受到年輕藝術家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一刀一刀刻下的民族苦難與不屈脊樑。它們不只是展品，更是一代人的生命印記、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姜異新説。

8月末，專題展覽《改變世界的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視域的中國抗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與延安革命紀念館兩地，同時面向公眾開放。

“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也是一場文化的戰爭。展覽中，《黃河大合唱》等經典文藝作品組織起千軍萬馬的抗戰故事，通過展示、講述與情景互動，關聯一體，使展覽可觀、可講，與觀眾產生情理共鳴。”延安革命紀念館館長劉妮説。

劉妮從事文物工作34年，迄今已徵集文物上萬件：冼星海的音樂指揮棒，用15年迎回延安；周恩來1944年從重慶帶回延安的意大利小提琴，耗時10餘年回到延安；今年，華僑青年王唯真的抗戰手繪本，則是用22年徵回延安的珍貴抗戰故事……

“我的體會是，文物徵集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不是一時的發力，而是長期對文物背後研究和闡釋的漫長過程。所謂心用到、情至深、力竭盡，方可讓文物回到歷史的發生地，講好歷史的故事。”劉妮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