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心玎：“港口税”大棒攪動國際航運業

10月14日起，美國將開始對涉及中國的船隻徵收“港口税”。這實際上是將航運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作為回應，中國國務院於9月29日公佈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的決定，明確將對實施或支持歧視性措施的國家和地區採取對等反制。此舉既是依法維護國家正當權益的必要行動，也是穩定國際航運秩序、保障全球供應鏈安全的重要信號。

從經濟邏輯看，美國此舉的根本目的，是通過提高中國船舶在美靠港的運營成本迫使國際貨運重新分流，削弱中國在全球航運網絡中的競爭力。但在此前舉行的聽證會上，來自農業、能源、零售、港口和製造業的數百家美國企業已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其將推高進口成本、削弱出口競爭力、擾亂供應鏈穩定。此外，美國航運業還面臨港口基礎設施老化、勞動力成本上升、物流體系相對封閉等一系列問題，美國港口與全球貨運體系的聯動離不開包括香港、寧波等中國港口在內的高效運營網絡。對中國船隻徵税，只會推高美國進口商成本，最終轉嫁給美國消費者。

事實上，國際航運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其運行依賴的是效率和規則，而非政治與對抗。一旦開徵“港口税”、打破原有的成本平衡，航線結構勢必調整。不少企業已表示，將考慮通過中轉規避不必要的税負。這種“繞行”短期內不僅會增加運輸成本，也延長了交貨週期，削弱了美國港口的吸引力；而長期看，這將導致航運資源和訂單進一步向亞洲及其他地區轉移，損害美國在全球物流體系中的節點地位。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應對更顯從容與理性。此次條例修訂首次將“反歧視”條款系統化、具體化納入法律框架，為未來相關應對提供了明確依據。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並未採取單一報復手段，而是通過完善法規、優化制度，為多邊協調留出空間。這樣的應對方式，既顯示出對規則的尊重，也體現了大國處理外部摩擦的法治自信和戰略定力。

近年來，個別國家頻繁將經濟議題政治化，企圖以行政或制裁手段改變市場分工。但事實一再證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航運鏈的形成是長期市場演化的結果，不會因一兩項政策而輕易改變。全球約90%的貨物貿易依靠海運完成，任何破壞海運規則的行為，最終都會反噬全球貿易自身的穩定。

在全球產業鏈調整加速的當下，中國航運體系的韌性與活力正不斷顯現。無論是港口自動化水平的提升，還是船舶製造、航運金融、信息服務等領域的創新，都為中國在全球航運網絡中提供了堅實支撐。2024年，中國主要港口集裝箱吞吐量繼續保持增長，寧波舟山港、上海港穩居世界前兩位，彰顯了中國港口在全球貨運體系中難以撼動的中樞地位。同時，中國船廠在全球新造船訂單中穩佔近半的市場份額，綠色動力、智能航運等新技術領域也持續領先。這些結構性優勢，使中國航運業在外部衝擊面前具備更強的適應性。

從全球視角看，美國的港口税政策只是短期的政治操作，不可能改變國際航運的基本格局。相反，它提醒國際社會，維護航運業的開放性、公平性與可預期性，是各國保障全球經濟穩定運行的共同責任。無論是港口設施互聯互通，還是航運服務、海上保險等制度安排，都需要各國在多邊框架下協調推進，而非通過單邊行動破壞市場信任。當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意識到規則失衡的代價，支持維護自由航運和多邊秩序的共識將進一步鞏固。

對中國而言，如何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保持產業鏈安全與航運體系暢通，更需要從三方面着力：一是進一步推動航運法規國際化，完善“反歧視”機制；二是加快港口數字化、綠色化轉型，提升綜合競爭力；三是深化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港口、航運金融和供應鏈服務等方面的合作，拓展更多穩定航線與新興市場。這不僅是對單一事件的回應，更是面向未來的戰略佈局。     

總之，美國徵收港口税的做法，既難以實現所謂“壓制中國航運”的目的，也不利於國際航運秩序的穩定。中國以法治手段穩妥反制、以開放姿態深化合作，既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也是提升全球公共品供給能力的應有之義。在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基礎上，航運這一聯通全球的基礎性網絡將繼續發揮關鍵作用，促進全球貿易順暢運行，支持企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