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台灣人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台灣光復80週年。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簽署《馬關條約》，把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在日本佔領、殖民台灣的半個世紀裏，台灣同胞的抗日鬥爭風起雲湧，從未停歇。可以説，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台灣人民就反抗了50年。從本期開始，《環球時報》鯤嶼哨所工作室將推出“紀念台灣光復80週年”系列報道，回顧台灣同胞的英勇抗日事蹟，講述島內民眾對光復歷史的特殊情感。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們會從一些具體事件回顧台灣同胞50年的抗日曆程。

全台紳民電奏，誓與台灣共存亡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日本對台灣覬覦很久，明朝時期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並試圖進一步侵略台灣和呂宋島。德川幕府末期，學者吉田松陰主張所謂的“君臨萬國”，他理想中的日本帝國的邊界北起堪察加，西進朝鮮及中國東北地區，南至中國台灣和菲律賓。吉田的思想深深影響着後來的日本政壇。

“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

1874年，日本藉口台灣“番民”殺害琉球難民，悍然派兵攻打台灣南部的牡丹社，爆發“牡丹社事件”。日本雖因羽翼未豐，最終接受簽約退兵，但在琉球謀到了更多利益，1879年吞併琉球，設沖繩縣。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這也是台灣歷史的轉折點。戰敗的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割讓了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消息傳到台灣，民眾驚訝且憤怒。愛國詩人丘逢甲領銜全台紳民電奏清政府，誓與台灣共存亡，電文中寫道“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當時正值會試，在北京應試的台灣等各省舉人紛紛到都察院聯名上書，呼籲拒約再戰，史稱“公車上書”。其中台灣籍官員葉題雁和舉人們的上書率先被都察院代奏，折中寫道“今者聞朝廷割棄台地以與倭人，數千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兩江總督張之洞和台灣巡撫唐景崧等清廷官員還試圖説服英、法等列強出面干預。

眼看廢除割地條款無望，台灣同胞不願束手待斃。1895年5月，台民開始組織抗日義軍，並推舉丘逢甲為首領。台灣官紳發佈公告，“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5月25日，丘逢甲、唐景崧等人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台灣民主國”是特殊歷史背景下建立的抗日保台臨時政權，年號為“永清”（意為永遠隸屬清朝），國旗亦仿清朝青龍旗樣式（以示永遠臣服大清），絕不是一些“台獨”分子宣稱的“台灣獨立運動的開端”。

“台灣民主國”的成立並沒有阻止台灣的交割。5月底，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從上海出發，因害怕遭到台民的襲擊，6月初他在海上和日本“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完成交割手續，台灣正式落入日本手中。在此之前，樺山資紀親自率領的總督府直屬部隊6700多人和近衞師團1.45萬人於5月29日抵達基隆外海，並在澳底登陸。“台灣民主國”和駐台清軍雖然奮起反抗，但終究不敵，台北城大亂。6月5日，台北士紳為了自保，召開會議。當時還是一家雜貨店老闆的辜顯榮（已故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之父）自告奮勇，“請”日軍進城。6月7日，日軍進入台北城。

“中華、中華，我所至愛”

此時唐景崧、丘逢甲等“台灣民主國”領導人已經被迫內渡，抗日的中心轉移到桃竹苗（桃園、新竹、苗栗）地區，主力是台灣各地的義軍，包括劉永福的“黑旗軍”以及吳湯興、姜紹祖和徐驤（吳姜徐合稱“客家三傑”）等領導的義軍。

1895年6月中旬，日軍越過淡水河，向新竹推進。多路義軍彙集於此，共推吳湯興為首領，他們在尖筆山一帶多次抗擊日軍。7月25日午夜，吳湯興義軍和楊載雲統領的“新楚軍”共千餘人對新竹前哨發起猛烈衝擊，從三面包圍日軍，“長達3000餘米的戰線上，槍聲、炮聲一度非常激烈”。這樣的戰鬥一直持續到8月上旬。8月中旬尖筆山戰敗後，吳湯興等義軍退守彰化。8月28日，他率部與日軍在八卦山激戰，不幸中炮身亡。面對日軍的嚴查，姜紹祖不忍看兄弟陸續被拉出來槍斃，於是從腰間拿出筆，並從身上撕下一塊布，寫下絕命詩“男兒應為國家計，豈敢偷生降敵夷”。隨後，他吞食兄弟攜帶的鴉片煙膏自殺身亡，年僅20歲。“黑旗軍”主要將領吳彭年原籍浙江餘姚，在八卦山戰鬥中身負重傷，直到彈藥耗盡，壯烈犧牲。連戰祖父連橫所著《台灣通史·吳彭年列傳》中這樣描述戰鬥的激烈，“彭年騎馬略陣，馬悲鳴不行。易馬再出，躬自陷陣，吳湯興、徐驤助之，奮呼力戰，彈如雨下”，“城僚議棄城走，彭年力止之，曰：‘公等固無恙，其如土地何！且吾又何面目以見台人乎？’遂誓死”。

日軍進佔彰化後，面臨嚴重的疫情。當地瘴氣嚴重，又值夏天，到9月下旬日軍真正健康的士兵僅兩成，在八卦山就有140多士兵病死。隨着戰局擴大，糧食給養也成了問題，加上各地義軍的拼死抵抗，日軍不敢輕易南下，於是從本土調集了第二、第四師團的預備隊，又從遼東半島抽調半個師團，再配備工兵隊、要塞炮兵隊和憲兵隊等。10月9日，日軍佔領嘉義，之後向台南挺進，增援的第二師團則從澎湖出發，到達台灣南部的枋寮海域。劉永福的“黑旗軍”陷入日軍包圍，無奈之下他內渡廈門。徐驤在戰鬥中被炮火所傷，臨死前仍大呼“中華、中華，我所至愛。大丈夫為國捐軀，死而無憾！”10月21日，日軍佔領安平，次日進入台南。歷時近5個月的台灣軍民武裝抗日運動被鎮壓。

抗日義軍“三猛”不懈反抗

1895年6月，樺山資紀在原台灣巡撫衙門舊址設立“台灣總督府”，6月17日舉行典禮，標誌着日本正式開始在台灣的殖民統治，這一天也被日本稱為“始政紀念日”。當年11月，他電奏日本天皇稱，“全島已完全平定，特此報告”。天皇大加讚賞，“台灣總督府”舉行慶祝大會。

結果南部民眾先起來反抗，年底北部民眾又圍攻宜蘭和台北城。其中領導台北大起義的簡大獅和台灣中部的柯鐵、南部的林少貓被譽為抗日義軍的“三猛”。1895年底，簡大獅率義軍襲擊台北日軍，城內民眾奮起響應，日軍死傷300多人。後來日軍得到增援，起義失敗，簡大獅開始打游擊，1897年5月率義軍再攻台北，次年義軍在與日軍相持數日後化整為零退入深山。簡大獅潛返福建，1899年被引渡回台灣，次年3月被處以絞刑。

日本殖民當局除了極力圍捕義軍外，還大搞株連、濫殺無辜，企圖迫使百姓不敢參加或掩護義軍。相關記載顯示，從1898年底到1899年3月間，高雄和屏東地區被日軍屠殺的多達2053人，傷者不計其數。日軍的暴行遭到國際輿論的譴責，日本國內也指責“台灣總督府”的無能，後者被迫重新檢討對義軍的策略，改採“誘降”手段，找一些士紳買辦當説客，許以道路工程等，並讓義軍享有一定的自治權。一些義軍歸順，但林少貓不為所動。1902年5月，日本殖民當局刺殺林少貓計劃失敗後，開始發動全面攻擊，林的屍體被找到時身中5彈，腰部被子彈貫穿。林少貓犧牲後，台灣大規模武裝抗日畫上句號。面對強大的侵略者，抗日義軍人員有限，武器和給養十分困難，背後只有福建和廣東沿海百姓的支持，加上台灣沒有戰略迴旋空間，他們的失敗很難避免。但其他各種形式的抗日活動仍在綿延壯大，從未停止。1915年，台南爆發由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是林少貓犧牲後武裝抗日規模最大的一次，對數百萬台灣人產生了巨大影響。

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蓬勃展開

日本在台灣實行“軍政”統治，1896年駐守台灣的日軍近3萬人。憲兵則是日本佔領台灣後用於控制民眾的武裝力量，作為日本殖民的重要暴力機關，憲兵部隊遍佈全台主要地點。此外還有警察，到1899年底，台灣有警官200多人，警長和警察4000多人。這裏不能不提“保甲制度”，台灣保甲制的主要內容是：保約以十甲編成，甲約以十户編成，保設保正，甲設甲長。其目的是用“連坐法”鎮壓台灣民眾的反日思想或行動。

在文化教育領域，日本殖民政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895年—1911年主要推行以普及日語為中心的同化教育和差別教育；1919年—1931年頒佈及實行“台灣教育令”“內台共學”外，強調教育服務經濟建設；1931年—1945年推行“皇民化教育”，教育為侵略戰爭服務。

在經濟上，日本掠奪台灣的財富和資源，通過一系列工程建設強化對台灣經濟的控制，建設基隆港，運送台灣的資源到日本等。此外，日本嚴禁本國人吸食鴉片，卻變相鼓勵台灣島上民眾吸食，建立鴉片專賣局壟斷其製造和經營。

日本人的高壓統治，使武裝反抗難以實行，台灣人民採取了非武裝的反抗形式。受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台灣一些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以提升思想文化的名義，展開宣傳和啓蒙活動。1914年12月，深受梁啓超影響的林獻堂在台北成立“同化會”，他們主張在台日本人應善待台灣人。1915年1月，“台灣總督府”即解散同化會。雖然同化會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對後來的非武裝鬥爭影響很大。

1920年1月，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蔡惠如在東京成立“新民會”，意在依據民族自決立場，對台灣人進行思想文化啓蒙，同時謀求以合法手段爭取權益。20世紀20年代，台灣蓬勃的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拉開了序幕。在這一過程中，“台灣文化協會”不可不提，代表人物是蔣渭水，他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很深，曾積極從事“充滿民族意識的反抗行為”，包括計劃刺殺袁世凱等。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蔣渭水1921年10月在台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吸引300人蔘加，最多時達到1300多人。他提出“文化治病”，提倡新文化和中華民族認同，併發行《台灣民報》。台灣文化協會依託各地支部，陸續在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和台北等地設置讀報社，還特別準備不少大陸發行的刊物，供民眾閲覽，如果有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相關的報道，則用紅筆圈出來。1923年9月，在台北讀報社舉辦的台灣通史講習會由史學家連橫主講，受到民眾歡迎。上述文化啓蒙活動，再度喚醒台灣人民對五千年中華文明的自豪感。1927年，蔣渭水還成立台灣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該黨頂着巨大壓力，把“撤廢保甲制度”列入政綱。1928年，針對殖民政府想把台南一大塊墓地改建成高爾夫球場，台灣民眾黨發動商工會和工友會等組織，開展堅決鬥爭。1931年，“台灣總督府”強行勒令台灣民眾黨解散。同年8月蔣渭水因傷寒去世。他在遺囑中寫道，“凡我青年同志須極力奮鬥，而舊同志要加倍團結，積極地援助青年同志，期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實所至望”。

在組織文化啓蒙的同時，台灣還開啓了日據時期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為廣泛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0年底，林獻堂和蔡惠如等人聚集在東京，最終決定採用“自治主義”路線，以“設置台灣議會”為主要訴求，在方式上則採用合法請願。加上參與者都是台灣社會有頭有臉的人士，有的與日本政界關係密切，“台灣總督府”不便直接打壓。

1920年底，林獻堂等人在東京為台灣議會請願書徵集簽名，共徵集到178人。請願書主張設置民選台灣議會，將原本賦予“台灣總督”的特別立法權轉交給台灣議會。次年1月底，第一次請願書提交日本貴、眾兩院，結果都得到“不採擇”的決定。之後，林獻堂等人又進行多次請願運動，其中1925年第七次請願達到巔峯，人數達兩千，堅持到1934年第15次請願後，迫於各方壓力才停止了這項運動。

台灣少數民族發動“霧社起義”

台灣各族人民都參加了抗日，其中少數民族發動的“霧社起義”廣為人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把針對少數民族的相關政策和活動統稱為“理番”。包括生計大封鎖、掠奪少數民族地區樟腦和木材等資源；武力迫使族人繳械，阻撓其狩獵習俗，以使他們的祭儀無法運作，漸漸喪失核心價值信仰。殖民者還鼓勵日本警察娶部落首領的女兒，不少日本警察始亂終棄或將其賣入歡場。發起霧社起義的莫那·魯道的妹妹就嫁給了“理番警察”。

起義爆發地點霧社位於南投，當地少數民族屬於賽德克人，包括巴蘭社、馬赫坡社等11個社。莫那·魯道是馬赫坡社的首領。1930年，日本為準備“台灣神社祭”，在霧社大肆砍伐搬運木材。林中的巨木被少數民族視為守護神靈，族人內心因此相當不安。恰在此時發生了“敬酒風波”，10月7日，日本警察吉村為搬運木材一事到馬赫坡社，莫那·魯道的兒子達道·莫那成親，於是伸手拉吉村喝酒。不料吉村不僅拒絕，還用枴杖打人，甚至要扣留莫那·魯道。達道·莫那氣憤之下，趁深夜殺死了吉村。莫那·魯道深知日本人肯定報復，於是在10月27日號召霧社起義。

這一天是“台灣神社祭”前一天，按慣例當地舉辦運動會。６個社300多人蔘加起義，他們共計殺死130多名日本人。“台灣總督府”接到消息後，派出飛機到霧社偵察，還從台南、台北、台中等地集結部隊，鎮壓少數民族勇士。他們總計出動1300多名警察、1300多名軍人和1500多名人夫。經過40多天的“圍剿”，莫那·魯道被迫自殺。他的長子在彈盡糧絕之際，與夥伴各自選了粗壯的大樹上吊，一同“奔赴彩虹橋（祖靈故鄉）”。這次起義被稱為“第一次霧社事件”。

此次事件後，500多名部落的老弱婦孺遭拘捕，被關押在道澤社等兩處收容所，名為收容所，實為“集中營”。1931年4月25日深夜，日本人挑唆道澤社率領200多人突襲收容所，殺死馬赫坡等六社200多人，史稱“第二次霧社事件”。六社遺族此時只剩下不到300人。霧社起義在台灣產生了巨大影響，有人曾這樣形容，“1930年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因霧社起義的突發，而有如羣星在太陽照耀下黯然失色”。

光復是兩岸中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回到家立刻改説閩南語

霧社起義是日據後期為數不多的武裝鬥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強化了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大力推行“皇民化教育”。1934年，“台灣總督府”舉行會議通過了“台灣社會教化綱要”，試圖引導台灣人信奉日本宗教，同時獎勵學習“國語（日語）”。具體措施包括在各部落（村）設立“國語”講習所，進一步要求公務機關、銀行、公司等只能使用“國語”。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皇民化”進入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階段，殖民者試圖消除台灣人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不僅要求台灣人説日語，還要穿和服、住日式房子等。1940年，殖民政府公佈更改姓名辦法，要求台灣人拋棄漢姓，改用日本姓。

日據末期，在日本人的嚴密看管下，台灣已無爆發大規模武裝鬥爭的可能，但即便如此，民眾並沒有屈服。有台南民眾大罵用日語和他打招呼的台灣人，“竟然還有混蛋講‘國語’？台灣人講台灣話”。在“國語講習所”裏，真正熟練掌握日語的並不多，多數民眾都是消極應付。公務人員和學生等雖然在公共場合被迫説日語，但回到家立刻改説閩南語。在文藝領域，作家賴和一生創作的作品，大都是殖民地的抗議文學，受他影響的吳濁流在日本人的監視下，悄悄寫就長篇抗日小説《亞細亞的孤兒》。

還有相當多人跨海來到大陸，認為“欲救台灣，先救祖國”，在祖國大陸開展了一系列抗日活動，比如李友邦1939年在浙江成立“台灣義勇隊”，主要從事對敵政治、醫務診療等工作。丘逢甲之子丘念台1938年在廣東成立“東區服務隊”。1941年2月，台灣革命民族總同盟、台灣革命青年黨等5個團體發起組建台灣革命同盟會，達成台胞抗日力量在大陸的大聯合。

台灣青年到大陸學習

中國共產黨一直關注着台灣。台灣被割讓後，一些台灣青年到祖國大陸學習，受到五四運動的鼓舞，他們中不少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是培養革命人才的搖籃，日後台灣共產黨的重要成員如謝雪紅、林木順等都在此學習過。謝雪紅出生在台灣彰化一個窮苦人家，16歲時身為童養媳的她便被送到台南糖廠做女工。1919年她到山東，第一次踏上祖國大陸的土地。1925年8月，謝雪紅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和愛人林木順接受黨的安排，分別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10月，兩人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組織台灣共產黨。次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在上海秘密舉行。台共在島內遭到殖民當局的鎮壓，發展極為不易。1931年6月到9月，日本人對台共展開全島性大搜捕，謝雪紅等107人被捕，其中49人被判刑。

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的“十大救國綱領”中，明確提出要廢除與日本簽訂的條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對於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中國共產黨也給予大力支持，派出黨員張一之直接協助。

國民黨在抗戰全面爆發前也發出“復台”呼聲。“恢復台灣，鞏固中華”是孫中山畢生的心願。

1943年11月，中美英首腦相聚開羅，收復失地是中國的明確立場。中方代表王寵惠將原稿中“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特別是包括滿洲和台灣，歸還中國”，改為“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與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對同盟國無條件投降。8月29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負責接收台灣。10月25日，台灣地區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日方代表為“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等。簽字儀式結束後，陳儀即席廣播，正式宣佈台灣日軍投降，“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1946年，10月25日被定為“台灣光復節”。

50年的抗日史，就是台灣同胞的愛國史

無數次的奮鬥，無數人的犧牲，終於換來了台灣的光復。在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中，台灣同胞沒有缺席，台灣的光復是兩岸中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台灣迴歸中國是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都確認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抗日的這50年，到底是什麼支撐台灣同胞？林獻堂説，“應知台灣同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赴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民族主義者”。作家吳濁流寫道，“台灣人具有這樣熾熱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可以説，一部50年的台灣抗日史，就是台灣同胞的愛國史。（鯤嶼哨所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