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明：日本二戰記憶斷代有雙重因素

日本首相石破茂10日以“個人見解”形式發表“戰後80週年”見解，表現出一定平衡姿態和進步性。然而伴隨社會代際更迭進程，日本社會層面的二戰記憶傳承卻正面臨雙重困境：戰爭親歷者鋭減導致記憶傳遞路徑趨向單一化，且社會集體認知呈現價值偏差與斷裂特徵。這種結構性矛盾不僅折射出日本歷史教育的系統性缺失，更凸顯出日本右翼勢力通過敍事重構消解戰爭罪責的深層危機。

日本社會通過直接性記憶載體和間接性記憶載體傳承二戰記憶。直接性記憶載體，包括個體親身見證、口述、遺物等，多通過家庭形式傳播，經驗性和唯一性較強。然而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最新人口估計月報推算，日本八成以上人口為戰後出生。戰爭親歷者羣體的急劇萎縮，意味着直接經驗的傳遞即將進入尾聲，間接性記憶載體主導地位逐漸確立。這主要指教育、媒體、遺址等形式，它們更容易受到社會制度和媒介發展的影響。

日本在戰後經歷的多個代際交替可以被劃分為：戰後世代（1945-1955）、後團塊世代（1955-1965）、X世代（1965-1975）、Y世代（1980-1995），以及Z世代（1995年後），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記憶敍事：第一，戰後世代在幼年和童年時期，處於盟軍佔領階段，在戰敗廢墟和社會重建中長大；在少年和青年時期，迎接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政治上形成穩定且對立的自民黨和社會黨“55年體制”，也見證了反對美軍基地、禁止核武器等社會運動；中年和老年時期，該世代見證了日本經濟騰飛到泡沫經濟崩潰的全過程。他們深刻體會到戰爭帶來的苦難，在倡導和平和追求權益的社會運動推動下，和平主義思潮成為當時的社會主流思想。第二，後團塊世代、經濟衰退期的X世代和Y世代，屬於二戰記憶的空心層。一方面，戰後日本傳統的“家”制度崩潰，削弱了直接性記憶載體的傳播效力；另一方面，這些羣體經歷了經濟從增長到下行的過程，個人面臨嚴峻社會壓力。他們的二戰記憶延續了苦難敍事，但更加關注國家發展和現實生活。第三，伴隨互聯網發展和新技術成長的Z世代是二戰記憶的斷裂層，依賴間接性記憶載體。在經過幾十年的歷史扭曲後，該世代在學校教育、媒體環境和網絡空間中接觸到的二戰記憶表述，存在價值觀的根本性偏差。

日本社會的二戰記憶斷代，根本原因在於日本侵略罪行在戰後未得到徹底清算。其一，戰敗責任並未明確。戰敗後，首相東久邇提出“國民道德下降”是戰敗的原因之一，引發民眾和日本政府的責任爭論；鳩山一郎等人在眾議院提交決議案追究戰爭責任，但也只將違反國際法的“戰爭犯罪”視為問題。其二，對戰爭罪責未追責到底。東京審判認定了日本侵略等事實，但這場審判也因美國主導、冷戰下國際形勢變化等因素，具有較多侷限性。

多年來，日本在官方主導和民間右翼力量推動中逐漸重構二戰記憶。在官方層面引導錯誤敍事，日本教科書審查流程在1989年被簡化，為否認罪行的內容開了綠燈，部分教科書中出現未體現日本“侵略”屬性、掩蓋罪行，或“戰爭是為解放亞洲”的錯誤意識導向。與此同時，右翼勢力崛起，參拜靖國神社逐漸成為日本政界獲取右翼支持的工具。此外，日本戰後的大眾媒介不斷生產“受害者敍事”文化產品，多通過空襲、原爆、家庭離散等主題，將戰爭記憶轉化為個體成長與情感體驗。在民間層面，知識分子亦深度共謀。例如，1996年成立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在涉及“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歷史罪責問題上，數次系統性歪曲歷史認知。其背後的董事會成員涵蓋教育、法律、傳媒領域的知識精英，長期為篡改歷史提供合法性和傳播力量。

在日本社會中，經過政黨刻意操縱和社會普遍性遺忘，錯誤二戰記憶正侵蝕真實的歷史框架。這種替代不僅削弱了日本社會對真實歷史的認知與理解，也擠壓了國際社會了解二戰及日本侵害他國的記憶空間。因此，向日本社會傳遞正確和平理念、還原真實歷史刻不容緩。（作者是中國社會學會中日社會學專業委員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