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美國基礎教育頻遭詬病的背後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馮亞仁 環球時報記者 陳子帥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李靜】*編者的話：*近期出爐的一份美國教育評估報告顯示，該國高中生的閲讀和數學成績創下了20年來的新低。《華爾街日報》將此稱為“美國基礎教育的又一場災難”。8月所做的一項民調還顯示，只有26%的美國受訪者認為該國的基礎教育正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作為教育強國，美國的基礎教育為何頻遭詬病？它又為何仍能撐起美國頂尖的高等教育？媒體和學者對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進行了廣泛探討。

“教育危機”VS“正常水平”

家住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萊特快要從一家連鎖藥店退休了，但她的閲讀能力只與14歲孩子的水平相當，而這還是參加了兩年“掃盲活動”之後的結果。“我必須學習拼寫，數學課目前還沒開始補，但我正在一步一步地努力。”萊特對英國《每日電訊報》這樣説。

萊特離開學校已經50年了，而有數據顯示，與她有着相同境遇的美國人比例還在上升。據《今日美國報》等媒體報道，9月出爐的美國全國教育進步評估（NAEP）報告顯示，該國12年級學生（高三學生——編者注）的閲讀和數學成績創下了20年來的新低。英國《每日電訊報》稱，美國全國教育統計中心今年發佈的分數顯示，該國13歲學生的閲讀能力在2024年進一步下降，創下1994年以來的新低。

不僅是孩子，國際成人能力評估項目（PIAAC）報告顯示，2023年，28%的美國成年人的閲讀能力處於或低於最低水平，這一比例高於2017年的19%。根據PIAAC的數據，目前約34%的美國人在計算技能上得分最低，而32%的人在解決問題方面得分最低。這兩個數字都高於經合組織發達國家25%和29%的平均水平。

“我的學生現在都高中畢業了，還沒有能力閲讀一篇25頁的文章。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美國凱斯西儲大學人文學科教授薩爾馬對《紐約時報》這樣説。在美國一些四年制大學，不少教授抱怨學生閲讀和寫作能力不足。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長期以來，許多共和黨政客都認為美國的公立學校辜負了學生和國家的期望。同時，在新冠疫情結束之後，一些民主黨人和無黨派觀察人士也對美國的教育狀況感到擔憂。曾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的伊曼紐爾在《華盛頓郵報》上發文稱，美國沒有充分關注真正的危機，即美國孩子未能達到閲讀、寫作和算術的基本水平。

部分美國媒體和智庫認為，該國正在遭遇“教育危機”。美國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公司今年8月所做調查顯示，只有35%的美國人對該國的K-12教育（美國基礎教育，其中“K”為英語“幼兒園”一詞kindergarten的首字母，“12”指的是12年級——編者注）質量感到滿意，這一比例創歷史新低。只有26%的人認為K-12教育正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此外，大多數人認為，學校沒有為學生升入大學或參加工作做好準備。

不過，《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貝肯表示，美國並未遭遇教育危機，一些悲觀論調過於極端。他發文稱，按照國際標準，美國學生的學業屬於正常水平。在經合組織2022年進行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美國學生的得分與澳大利亞、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學生不相上下。在2018年的PISA和其他國際測試中，美國學生的得分也與其他西方國家持平。最近NAEP報告結果雖然令人失望，但從長期來看，美國學生的成績處於上升趨勢。貝肯表示，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美國9歲和13歲的學生長期參加NAEP考試。2022年，9歲學生的數學平均分為234分，而上世紀70年代初，這一成績為219分。從族裔來看，美國非裔學生的平均數學成績從192分上升到212分，拉美裔學生從203分增加到223分，白人學生從224分增加到244分。此外，他們的閲讀成績也有所提高。

“更深層的結構性與社會性問題”

“教育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也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知名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埃伯施塔特此前發文稱，冷戰期間，美國是無可爭辯的教育超級大國，當時美國人是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羣體之一，“但那個時代已成為歷史”。

多家美國媒體的報道顯示，美國基礎教育水平的滑坡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已經開始。根據這些媒體的報道，在過去三四十年裏，美國基礎教育質量的急轉直下出現在2013年。《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稱，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13年，美國基礎教育水平不斷提升。1990年，48%的美國八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低於基本水平，但到2013年，這一比例降至26%。同一時期，美國最弱勢學生的分數提升得最多，例如非裔學生數學成績低於基本水平的比例從78%下降到48%。然而，2013年以後，美國學生的成績一直在下降。成績最好的學生分數只是停滯不前，而來自弱勢家庭學生的分數不斷降低。這導致他們之間成績的鴻溝越拉越大，擁有的機會也變得越來越不平等。

問責制的取消被認為是美國小學以及中學生成績下降的罪魁禍首。據美媒分析，2002年，小布什政府通過《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在閲讀和數學方面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年度標準化測試項目。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各州被敦促採用“州共同核心課程標準”，旨在明確各年級學生應掌握的知識與技能。在該標準發佈後，學校被要求佈置更多難度較大的作業。上述法案和標準都旨在讓學校和教師對學生學業水平負責。這一時期，學校可以被貼上“失敗”的標籤，評分低的教師甚至可能失去終身教職。在一段時間內，這種方法奏效了，很多學生的閲讀和數學成績提高了，尤其是表現最差的學生。

然而，將對學校、教師的獎懲與學生成績掛鈎，導致很多學校課程設置都以備考為中心，學生的社會實踐和科學探索時間被壓縮，這在美國左派和右派中都引發了強烈的反對。民主黨人中的進步派從一開始就不喜歡問責制，一些左派家長也拒絕對學生進行標準化考試。與此同時，共和黨人反對美國聯邦政府過多幹涉地方教育，而右派家長對聯邦政府頒佈的地方教育強制令有着強烈的抵制情緒。在這一背景下，奧巴馬2015年簽署了《每個學生成功法案》，放鬆了教育議程。該法案生效後，大多數民主黨州淡化了問責制。“美國教育作家戴利所説的‘教育蕭條’（從這時）已經開始。”《紐約時報》這樣寫道。

《每個學生成功法案》頒佈之後，共和黨人就開始推動注重父母權利的教育自由市場願景。在這個願景中，地方政府儘可能多地將税收用於幫助父母支付私立學校學費、家庭教育支出以及線上教育。同一時期，民主黨人先是支持建立更多的公立特許學校。到了拜登政府時期，民主黨人又把工作重點放在提高教師工資和改善學校硬件設施上。《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觀察發現，兩黨關於該國基礎教育的爭論本質上是在“誰來為孩子的未來負責”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共和黨支持教育市場化，而民主黨看重教育的公共性與普惠性；共和黨強調家長的選擇權，民主黨則認為應該實現系統性公平。

有分析認為，師資緊缺與崗位錯配、智能手機的普及等都是造成近年來美國基礎教育水平降低的原因。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聰悦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基礎教育長期滑坡現象反映了該國存在更深層的結構性與社會性問題。

“首先，這是社會不平等在教育領域的體現。美國基礎教育主要依靠地方地產税籌資，造成富裕社區與貧困社區之間存在巨大的資源差距。城市與鄉村、白人社區與少數族裔社區學校的師資、課程與設施差距顯著，這種‘居住隔離—教育不平等—社會再生產’的鏈條，使教育失去了公平與流動性。其次，這反映了美國教育理念的碎片化與政治化。美國教育長期被‘地方自治’主導，沒有全國統一的課程標準，各州、各學區的教育內容差異極大。近年來，‘文化戰爭’使教育成為意識形態戰場——圍繞性別、種族等議題的鬥爭讓學校工作重點從教學轉向政治表態。教師因此面臨政治壓力與課程干預，教學質量下降，專業吸引力減弱。”王聰悦説。

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已經顯現？

對於美國基礎教育水平降低可能帶來的影響，一些媒體和業內人士多次發出警告。“在人才培養方面，美國是‘温水煮青蛙’的例子。”盧米納基金會首席執行官梅里索蒂斯對《紐約時報》這樣説。該基金會的業務側重於高等教育和勞動力證書。

美國基礎教育下滑對大學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已經顯現。在兩年制的得州州立技術學院，學生在完成大學課程的同時，越來越多地需要上基礎數學課，為從事焊接、產品製造等工作做好準備。

“曾經的世界教育超級大國美國的全球排名正在下滑。這種下滑對生產力、經濟增長和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巨大威脅。”英國《每日電訊報》這樣寫道。埃伯施塔特也認為，美國教育危機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不過，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優勢使其經濟和科技競爭力長期處於世界前列。蓋洛普公司今年7月發佈的調查顯示，對高等教育有“很大”或“相當大”信心的美國人比例從去年的36%上升到今年的42%，這是該比例10年來首次出現上升。美國人對高等教育的信心在2024年跌至歷史低點。

王聰悦表示，美國確實存在教育結構的二元分化現象：一方面，基礎教育水平相對平庸；另一方面，大學和科研體系長期引領世界。“這一矛盾並非偶然，而是美國教育制度與社會結構互動的結果。”王聰悦稱，美國基礎教育更多承擔的是“社會管理與文化認同”的功能，目標是培養合格公民，但會在高中至大學階段通過標準化測試等手段篩選出頂尖人才。這種漏斗式結構意味着，基礎教育的平均質量不影響高端人才的“再生產”。同時，高等教育的運行邏輯仍保持由市場驅動，直接與科技創新、國家競爭力和資本積累掛鈎，和基礎教育基本割裂。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教育優勢部分來自國際人才的流入，而非本土基礎教育的充分供給。這種“低基礎—高頂端”的教育結構，反映的是美國社會的階層分化邏輯：精英體系仍能繼續繁榮，但公共教育的衰落正在削弱社會整體的公平與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