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到全球治理倡議——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權威論壇）
5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德卡魯爾站，一列雅萬高鐵高速動車組列車駛出站台。
新華社記者 徐 欽攝
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峯會主會場外景。
本報記者 趙益普攝
在中國援建的博茨瓦納莫帕尼小學，學生們進行體育鍛煉。
新華社記者 韓 旭攝
8月，位於老撾萬象的中國—老撾合作農作物優良品種試驗站火龍果示範基地，農户感受豐收的喜悦。
本報亞太中心分社 蘇 朋攝
王 帆（外交學院院長、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主任）
布薩尼·恩格卡維尼（南非國家行政學院院長）
瑪爾塔·費爾南德斯（巴西金磚國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安東尼奧·塞古拉（西班牙知華講堂理事、人權和法學專家）
2015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025年，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議。10年間，中國始終是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積極推動者。理念的深化與實踐的拓展，勾勒出中國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定步伐。本期特邀四位國內外權威專家，共同解讀中國全球治理願景的演進脈絡與時代價值。
繼承並發展聯合國憲章精神，維護戰後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反映發展中國家對公平正義的訴求
王帆：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主張世界命運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由各國共同分享，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闡明基本原則、指明前進方向。今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和聯合國成立80週年的重要歷史節點，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是對當前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的挑戰的有力回應。這一重大倡議引發熱烈反響，1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迅速表示歡迎支持。
當前，國際社會面臨多重挑戰。冷戰思維、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勢上升，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屢遭侵蝕，全球南方國家代表性不足，氣候變化、數字鴻溝、人工智能治理等領域規則缺位。全球治理倡議回應全球治理體系的具體痛點、破解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其歷史意義在於繼承並發展了聯合國憲章精神，維護戰後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提供了中國方案；現實意義在於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公平正義的訴求，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民主、包容的方向演進，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瑪爾塔·費爾南德斯：理解全球治理倡議，應將其置於國際秩序劇烈動盪與深刻變革的大背景下。當今世界並不安寧，全球多地深陷武裝衝突的漩渦之中，加沙地帶的悲劇尤為觸目驚心，饑荒竟被用作戰爭武器。多邊主義正面臨嚴重危機，強權政治和霸權行徑不僅加劇國家間的對抗，也侵蝕國際機制的內部運作，對戰後國際秩序構成嚴峻挑戰。美國至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憑藉最大的投票權份額擁有對重大問題的一票否決權，同時作為世界銀行的最大股東，通過任命行長等掌握着主導權。
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言而喻。改革必須發揮聯合國的重要作用，建立在多邊框架之上，真正體現世界多樣性。全球治理倡議的提出與這一需求完全契合，反映了以全球南方國家為代表的國際社會要求建立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國際秩序的訴求。
安東尼奧·塞古拉：戰後國際秩序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衝擊與重構。一方面，個別國家試圖擺脱聯合國憲章框架和國際法約束，推行單邊霸權主義；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羣體性崛起，經濟實力提升、政治地位提高，謀求獨立自主、平等發展的意識日漸強烈。正如中國智慧所揭示的——危中有機，這種結構性矛盾與碰撞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為的是更好地加強聯合國體系，同時糾正其缺陷。中方發佈的《全球治理倡議概念文件》指出，現行國際機制存在全球南方代表性嚴重不足、權威性遭到侵蝕、有效性亟待提升三大短板。這些短板在現實中屢屢得到印證，如美國多次動用安理會否決權，致使主權遭到侵犯的全球南方國家無法得到國際保護。全球治理倡議強調必須將改革訴求轉化為實際行動，歷史和現實意義尤為突出。這一國際公共產品正是當下國際社會所迫切需要的，凝聚了廣泛的國際共識。
布薩尼·恩格卡維尼：全球治理倡議的提出恰逢其時，順應了各國人民的普遍願望。80年前，聯合國的成立開啓了全球治理的嶄新實踐，以制度之力確立了主權平等、集體安全等原則機制。然而，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盛行、單邊主義抬頭、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聯合國宗旨和原則未能得到有效遵守，單邊制裁等行徑違反國際法、破壞國際秩序，國際機制權威性和公信力持續弱化。全球治理倡議直面國際秩序的沉痾痼疾，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權益提供有力支持。這一倡議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與各方一道共迎挑戰、共築和平、共享繁榮的擔當。
以對話協商解決問題，以改善人民生活為成效標尺，推動各方共同構建以公正、包容和尊嚴為基石的國際秩序
王帆：全球治理倡議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注入了新思路和新內涵。倡議的五大核心理念內涵豐富且相互關聯，其生命力在於將理念切實轉化為行動。具體來看，倡議以主權平等為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強調各國不論大小強弱，享有平等參與全球治理的權利，如上海合作組織推動成員國在反恐、能源、禁毒等領域開展合作，成為多邊主義的典範；國際法治是根本保障，提出要維護和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反對雙重標準、將少數國家的“家規”強加於人，如中國與32國共建國際調解院，為和平解決爭端構建了新的機制；踐行多邊主義為基本路徑，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倡導各國加強協作、共同參與全球事務，如金磚國家擴員後，成員國覆蓋全球近一半人口，國內生產總值之和佔全球比重提升至29%，成為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以人為本是價值取向，倡議以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追求，將民生福祉置於治理核心位置，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成果惠及150多個國家的人民；注重行動導向為重要原則，強調務實合作，避免空談，如中國積極通過農業援助、綠色項目等助力全球南方國家進一步提升發展能力。
布薩尼·恩格卡維尼：全球治理倡議系統闡述了完善全球治理的原則、方法和路徑。倡議強調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一切形式“小圈子”政治和選擇性多邊主義，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中國全力支持南非成功舉辦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並共同推進金磚歷史性擴員，推動世界多極化邁出重要一步。中國人常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指的是人民是國家穩定的根基。全球治理倡議倡導“以人為本”，將人民的利益與世界和平發展深度融合，強調要真正造福各國人民，讓全球治理的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人。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全球事務中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瑪爾塔·費爾南德斯：全球治理倡議將對主權平等、國際法治和多邊主義的堅持和對以人為本、行動導向的追求相結合，將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相結合，反映了一種以尊嚴和正義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願景，這正是當下全球南方所迫切需要的，也與許多國家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的實踐不謀而合。2024年，巴西和中國在聯合國共同發起“和平之友”小組倡議，以行動詮釋對話是解決衝突唯一可行途徑。全球治理倡議致力於以對話協商解決問題，以改善人民生活為成效標尺，推動各方共同構建以公正、包容和尊嚴為基石的國際秩序。
安東尼奧·塞古拉：2025年上海合作組織峯會期間，與會國家共同見證了全球治理倡議的提出。國際秩序變革的必要性得到清晰闡釋，倡議的思想厚度得以彰顯。
四大全球倡議共同形成了“發展—安全—文明—治理”閉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支撐
安東尼奧·塞古拉：中國治國理政始終以長遠發展為根本，以科學思想為指引，秉持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在自我革新中與時俱進。這正是中國發展行穩致遠、取得歷史性成就的深層邏輯。全球治理倡議是中國治國理政理念在國際維度上的自然延伸，與此前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一起，明確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方向與原則。
王帆：四大全球倡議各有側重又協同發力。全球發展倡議推動國際發展合作，全球安全倡議着眼對話協商解決國際爭端，全球文明倡議致力於促進文明交流互鑑，全球治理倡議錨定全球治理體制機制改革方向。比如，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全球發展倡議助力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全球安全倡議協調氣候融資方面的爭端，全球治理倡議則可藉助各類不斷充實完善的多邊機制促進國際治理難題的解決，如國際調解院機制化解“碳關税”等規則衝突，構建多層次解決方案。四大全球倡議共同形成了“發展—安全—文明—治理”閉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支撐，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注入強勁動力。
瑪爾塔·費爾南德斯：貧困持續存在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和平，正如戰爭中不可能有穩定發展。全球南方國家堅定認為，正義與穩定緊密相連，消除結構性不對稱的努力是構建穩定秩序的基石。四大全球倡議的重要意義在於呼應了全球南方有關和平與發展密不可分的長期信念。和平絕非靠武力強加或脅迫就能實現，需要建立在尊重文明多樣性和對話基礎上。全球文明倡議致力於促進跨文化對話、跨文明交流，其與全球治理倡議相結合，可以有力推動那些曾被邊緣化或污名化的傳統文化煥發新生，催生出突破性解決方案，推動世界實現更平衡、更可持續的發展。
布薩尼·恩格卡維尼：全球治理倡議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響應，在於它觸及的是各國真正的現實需求。長期以來，全球南方國家一直飽受現行國際秩序不公之苦，如發達國家在氣候融資或發展援助方面的承諾遲遲無法兑現。全球治理倡議提供了一個看得見、摸得着、可衡量的平台，一種植根於公平、正義和團結的全球治理模式，一個持續推動合作與發展的框架。中國以歷史擔當和世界情懷提出四大全球倡議，為國際社會指明瞭一條尊重主權、維護正義、共享發展的道路，從不同角度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為人類發展進步注入更多新動力。
（本報記者陳尚文、鄭翔、時元皓、顏歡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