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南方對話·中非思想聚力（三）：在聯合國見證中非友好合作繼往開來

編者按：2025年是聯合國成立80週年。這也是回顧和展望中非關係非凡軌跡的一個關鍵節點。從當年身處相似歷史處境、共同反殖反霸，到如今共逐現代化之夢、共促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髮展變革，中非友好合作繼往開來，同時也與聯合國80年來的前進歷程緊密交織。作為“環球南方對話·中非思想聚力”系列的第三期，我們今天邀請多位中非專家學者，圍繞“在聯合國見證中非友好合作繼往開來”展開討論。

聯大2758號決議具有里程碑意義

*約羅·迪亞洛（馬裏知名學者、前外交官）：*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當時提交決議草案的23個國家中，有11個非洲國家；76張贊成票中，26張來自非洲。無論對於中非各自歷史和中非關係發展，還是對於聯合國和世界其他諸多國家而言，這都註定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日子。

聯大2758號決議的通過不僅是一次程序性投票，還是國際關係層面的一個轉折性事件。26個非洲國家展現強大的團結與信念，投出各自支持正義和平等的一票，這也成為一個非洲國家挺膺引領其他眾多發展中國家集體發聲、重塑全球治理道德與政治平衡的歷史性時刻。

彼時，大多數非洲國家剛剛贏得獨立，切身感受到在國際上遭受排斥之苦，也深知國家主權何等來之不易。投票支持聯大2758號決議由此也代表着一種原則性宣示，即一個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還是意識形態有何差異，都應在國際上得到認可和尊重。通過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非洲國家再次申明：國際秩序不應由強權來主導，而應依據主權平等和公平正義等原則行事。

*伊斯梅爾·德貝什（阿爾及利亞—中國友好協會主席）：*1971年聯大2758號決議投票前夕，非洲已有41個國家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成為聯合國體系內的一支重要力量。事實上，非洲國家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開啓推動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運動，當時西方國家仍在試圖將新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

彼時，阿爾及利亞就是這場支持新中國重返聯合國運動的主要發起國和提案方之一。在那之前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期間，阿方代表曾表示，獲得中國支持，就意味着獲得了世界1/4人民的支持。隨着聯大2758號決議獲得通過，這個“設想”變成現實：一個擁有當時世界總人口數1/4的大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中的一個主要大國和重要力量，中國不斷髮出強有力的聲音，並且一以貫之地支持非洲國家追求民族解放和獨立發展的事業，在相關政治和經濟議題上堅定站在非洲夥伴一邊。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和現實演進中，中國逐漸發展成為中非合作、全球南方乃至整個發展中世界的一支領導性力量。

*阿布納·莫薩斯（南非豪登省增長與發展署國際關係主管）：*非洲以同中國保持長期友好合作關係為傲，因為在非洲大陸爭取民族解放和長足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是進步國際主義的象徵，與那些帝國主義殖民強權形成鮮明對比。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及後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初，美蘇兩大陣營在意識形態等領域對抗爭霸的兩極格局走向終結，世界進入美國“一超獨霸”的單極格局。自那以後，世界格局持續發展演進，不斷向着多極化邁進。在此過程中，中國與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團結協作、共謀發展。非洲國家集體性地投票支持1971年聯大2758號決議，加上中國自身實現迅猛發展等，諸多因素疊加確保中國成為世界地緣政治演變中極具影響力的聲音和力量之一，並在“南南合作”中扮演旗手性角色。

2000年成立至今，中非合作論壇已經成為“南南合作”的典範之一。其中，2015年中非合作論壇峯會在南非舉行，與會各方通過聯合宣言，承諾進一步提升中非經貿合作水平，開啓中非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新時代。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僅南非與中國的雙邊貿易規模就實現了突飛猛進。與此同時，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力量不斷釋放，對於推動世界經濟格局調整包括金磚合作機制發展大有助益。當前，金磚合作機制正在探索國際支付系統變革，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另外，二十國集團（G20）峯會下月將在南非舉行，已經成為國際力量平衡中一個關鍵前沿變量的中國也將參與其中，希望G20約翰內斯堡峯會能夠切實推動全球治理結構的變革與調整。

攜手共促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

*約羅·迪亞洛：*隨着聯大2758號決議獲得通過，全球治理的一個嶄新篇章也徐徐打開。該決議不僅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還給全球治理帶來機構性改變。它把一個在世界上佔有重要分量的大國引入了聯合國。過去很長一個時期，這個大國的立場和觀點在國際決策中處於缺席狀態。毫無疑問，中國的迴歸給多邊主義注入新動能，極大提升了發展中國家的聲量，並使國際秩序朝着更具包容性、更加多極化的方向轉變。

聯大2758號決議的長期意義至今仍在迴響。它以三個強有力的方式展現着對當今世界的影響。一是強調合法性和代表性原則。該決議強化了這樣的理念：國際機構必須反映國際政治現實，而不應被意識形態左右；每個國家的聲音都值得被傾聽。二是重新定義“南南合作”。誕生於那個“團結時代”的中非夥伴關係，已經發展成為當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互惠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典範之一。三是為一個更加平衡的全球治理體系奠定基礎。通過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強有力的平台，它推動了有關全球決策過程中公平、改革和包容性等議題的新對話，這種對話至今仍在塑造聯合國和其他多邊主義框架。

至於對未來的啓示，聯大2758號決議的精神呼喚我們重振50多年前引領非洲國家的那種團結信念以及對公平正義和道德清明的不懈追求。它將時刻提醒人們，真正的多邊主義意味着合作而非對抗、包容而非排斥、命運與共而非彼此割裂。就此而言，1971年非洲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不僅改變了歷史，也揭示了一個至今仍具啓示性意義的道理：各國只有團結協作相向而行，才能推動國際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變。

展望未來，中非應該一如既往，致力於建設一個各國主權得到尊重、各國人民尊嚴得到維護的世界，推動各個國家和地區都為世界和平與進步作出貢獻。1971年的歷史性影響，不只存在於中非不斷實現跨越的夥伴關係中，還存在於雙方攜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平衡和更具包容性的共同承諾與使命之中。

*伊斯梅爾·德貝什：*以中國支持20世紀中後期非洲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為鮮明標誌的歷史和政治背景，構成了中非關係不斷發展演進的堅實基礎。彼時，中國正在遭受西方國家操控聯合國行為之害，包括在1949年至1971年長達20多年裏被剝奪在聯合國的合法身份。同一時期，不少非洲國家還處在西方國家殖民統治之下，也無法參與聯合國事務。換言之，當時中非都身處西方霸權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因此面臨眾多挑戰，經常在合法性、公平正義乃至和平等方面付出代價。

這也是為什麼如今中非在涉及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問題上持有相似立場，雙方都呼籲推動國際機構改革，使其迴歸初心使命，符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攜手推動變革，既包括規模較小的改革也包括更加廣泛的結構性調整；共同反對單邊主義，致力於構建一個多邊主義世界。習近平主席強調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要重温“創立初心”，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正是在處理國際事務時的智慧，幫助中國取得非凡的國際成就。即便在20世紀60年代飽受西方孤立和遏制的時期，中國仍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和保持良好外交關係，還與一些歐洲國家實現建交。這充分體現了中方願與任何主權國家平等交往，即便雙方在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差異。

其中，加強同非洲國家團結合作成為中國外交的優先和突出方向之一，雙方合作結出累累碩果。與之相比，西方殖民國家統治非洲超過300年，卻始終沒為這片大陸的發展作出這樣的幫助和貢獻。

開啓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新篇章

*伊斯梅爾·德貝什：*進入本世紀以來，中非經濟合作不斷加強，2000年雙邊貿易額僅為105億美元，2024年已增長至2956億美元。這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中非合作論壇堅持了互利共贏原則，無論經貿還是投資領域都是如此。如今，中國在非投資已為非洲人民帶來諸多實實在在的福祉和利好。

比如，塞內加爾國土被地勢狹長、攔腰嵌入的岡比亞分隔成南北兩部分。多年之前，塞內加爾南部民眾前往位於北方的首都達喀爾通常需要繞很遠的路。2022年，中國援建的塞內加爾最長跨河橋樑方久尼大橋建成通車，這座連接塞內加爾南北並且通往岡比亞首都班珠爾的主要沿海交通節點帶來極大便利。再如，阿爾及利亞與中國的雙邊經貿合作近些年來成倍增長，並且真正實現共贏。兩國在油氣精煉設施建設和石油生產方面的合作，幫助阿爾及利亞推進了成品油國產化進程。

類似例子，也存在於坦桑尼亞、尼日利亞、南非、安哥拉和其他諸多非洲國家。非洲民眾現在普遍意識到，基於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非合作論壇等機制的中非合作穩步推進，為非洲經貿和投資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約羅·迪亞洛：*無論對於中非雙邊合作還是世界多邊主義而言，中非合作論壇都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一集體對話機制承襲1955年萬隆會議形成的“萬隆精神”，也源於新中國自成立伊始就參與和支持非洲獨立與發展的精神。每每談及中非合作論壇，都讓我想起2000年的首次訪華之旅，當時就是參加該論壇成立開幕式。在我看來，中非合作論壇植根於“南南合作”的相關理念和原則，核心在於獨立自主、互惠互利，而不附加任何條件；在於主權平等、互學互鑑，而不頤指氣使、指手畫腳。

當前，全球治理嚴重承壓，世界局勢動盪頻仍，國際層面不公正不平等現象持續存在。當此時刻，中非提供了以中非合作論壇為標誌的“第三條道路”，它不同於西方那種簡單的“捐助—受援”模式，而是從發展中國家視角對其予以重新定義，超越傳統意義上的援助和貿易，進而成為一種變革性力量。

接下來，中非合作論壇還需在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深化。一是“創新重於援助”。雙方下一階段應該優先開展聯合研發、技術轉移和產業升級等合作，以使非洲經濟沿着全球價值鏈向上攀升，構建能夠自我維繫和運行的本土創新生態系統。二是“制度重於生意”。建設持久性的機構和制度，比如大學、智庫以及數字平台、金融機制等，可以推動中非合作從一系列具體項目朝着共同搭建前進架構的方向轉變。三是“人民重於利潤”。“南南合作”的本質之一在於促進人的發展與聯結，在於投資教育，加強文化交流，提升數字素養，進而確保發展服務於人民，而非僅僅惠及市場。通過聚焦這些維度，中非合作可以超越援助與貿易的傳統邏輯，變成團結協作共同發展的典範。

就此而言，中非合作確實代表了某種獨特的全球南方治理範式。與傳統西方模式經常強調附帶條件不同，這種範式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和彼此互補等原則與理念之上，並反映了這樣一套治理哲學：尊重發展道路的多樣性，而非強推某種“單一藥方”；強調利益共享，而非追求單邊獲益；在言與行上展現團結，而非誰依附誰。

放在多邊主義實踐的視角下，已經走過25年曆程的中非合作論壇變得更加成熟高效，它與既有國際機構和多邊機制互為補充，提供了一套旨在促進包容性發展並展現全球南方優先事項的框架。與此同時，中非合作論壇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聯合國發展目標一致，它推動了非盟《2063年議程》等願景的實現，強化了多邊合作，表明地區性機制可以加強而非分裂全球合作與治理體系。以該論壇為代表，中非合作進入了一個團結合作、共謀發展的新時代。

*劉釗軼（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中方執行主任）：*在深度觀察和參與非洲減貧與區域發展的過程中，我切身感受到提升中非經貿合作中企業參與力度的需求不斷湧現、持續攀升，也見證了不少中企赴非投資或開展項目助力非洲大陸發展的生動案例。隨着中非合作進一步走深走實，相應的目標與路徑也在拓展，從制定新的全球規範和融資機制，到建立與聯合國、非盟、G20以及世貿組織等協同銜接的實踐能力和標準，不一而足。這些都在提醒我們：攜手實現發展權不僅僅是一種共同期待，更是一份共同責任，而且中非在這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綜合來看，我們在中非合作中首先看到了歷史沿革與現實行動相結合的重要性。在共同反殖反霸鬥爭中形成的團結精神曾經定義了中非關係，如今繼續塑造着多極化世界的發展。其次是制度協同與互補的重要性。作為多邊主義的成功實踐之一，中非合作論壇通過切實的執行能力和包容性參與等特徵，幫助強化了聯合國相關目標和工作。第三就是確保發展權可操作可實現的重要性。為此需要通過新的評估框架、融資機制和包容性治理等，將倡議或宣言轉變成具體的規則。就此而言，中非不僅僅是雙邊層面的合作者，也是國際秩序的共同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