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形、李璇：“布魯塞爾效應”正反噬歐盟

歐盟似乎正面臨着自1958年作為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長期以來，歐盟一直依賴的是文化軟實力、經濟治理能力和規則影響力。然而今天，隨着硬實力競爭和對抗邏輯的迴歸，歐洲在戰略上的脆弱性暴露無遺。曾被奉為圭臬的“布魯塞爾效應”，正從影響力工具異化為反噬自身的枷鎖。

“歐洲規範性力量”（Normative Power Europe，簡稱NPE）是英國學者伊恩·曼納斯2002年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歐盟在國際政治中施加影響的一種獨特方式。歐盟並非主要依賴軍事或經濟硬實力，而是通過外交、有條件的援助及其全球存在，致力於在國際層面塑造並傳播規範、價值觀和標準。例如，“哥本哈根標準”確立民主、人權和法治三大準則為歐盟擴員的條件。歐盟亦在全球氣候變化協議及促進可持續發展規範中發揮了領導作用。

同樣，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2020年提出“布魯塞爾效應”（Brussels Effect）一詞，強調了歐盟因其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嚴苛的法規偏好而產生的強大監管能力，是如何影響全球企業行為的。所謂“布魯塞爾效應”，指的是歐盟通過其內部法規制定全球標準的獨特能力，而無需正式要求他國採用這些標準。由於歐盟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所有希望進入其市場的企業都必須遵守歐盟法規。與其為不同地區生產不同標準的產品，許多公司寧願在其所有市場統一採用更為嚴格的歐盟標準。這樣一來，歐盟的法規往往會在全球範圍內產生擴散效應。

然而，近年來，歐盟作為“全球規範與監管力量”的形象正變得日益脆弱，並逐漸褪色。

在地緣政治層面，歐洲同時面臨來自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三個大國的戰略挑戰。俄烏衝突令歐盟揹負沉重的安全與經濟代價，它的內部政治分歧也在持續加深。與此同時，歐洲在貿易、科技與供應鏈領域面臨來自外部的競爭，同時又面臨着捲入中美博弈的風險。當前歐洲與華盛頓的關係依然緊張，一方面其在貿易與軍事上高度依賴美國，另一方面卻對美國政策變化缺乏影響力，這種依附性削弱了歐洲安全保障的穩定性。總體而言，歐洲或許沒有製造這些衝突，而是被動承受其影響，由此陷入被動與受限的境地。

這些外部挑戰與歐盟長期的結構性脆弱交織在一起，限制了其“戰略自主”的發揮。因自身高端防務技術與指揮體系薄弱，歐盟在安全上依賴北約及美國的軍事保護，安全依附性明顯。儘管力圖多元化，但歐盟的能源依賴問題依然存在，其對俄羅斯與中東能源的長期依賴，使其易受外部衝擊與干擾。與此同時，在原材料與工業零部件方面，供應鏈的對外依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歐洲經濟的韌性。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使歐洲陷入不對稱的關係中，外部力量對其經濟和安全始終保持着決定性影響力。

歐盟自視為全球高標準的制定者，無論是監管體系、環境保護還是創新規範。然而，這種雄心勃勃的“規範性努力”也造成對自身的傷害：競爭力下降、去工業化風險上升，以及關鍵產業增長放緩。這種“反噬效應”削弱了歐盟欲對外投射的影響力，它的內部弱點侵蝕了自身的全球領導力。

一個集中批評是：歐洲往往在缺乏市場主導或技術領先地位的領域推行雄心勃勃的監管工具。有人將之更通俗地表達為：歐洲對自身實力缺乏清晰的認識，明明在某些領域根本算不上“主角”，卻偏要搶着給人“立規矩”，典型例子就是《人工智能法案》（AI Act）與《數字市場法案》（DMA）。比如，《人工智能法案》的合規成本很高——每個高風險人工智能系統的評估與文檔費用估計高達40萬歐元——這給佔歐盟企業99%且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造成不成比例的負擔。這也是歐洲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面顯著落後的原因之一。目前僅有56%的歐洲大型企業部署了人工智能，而美國與中國企業的這一比例更高。

歐盟的“綠色監管”也遭遇批評。這些法規要求企業承擔滿足新環保標準（排放、報告、環境影響等）的成本，可能削弱甚至損害歐盟的關鍵產業。作為歐洲規範性力量的旗艦政策，《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提出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等宏大目標，但業界指出，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TS）與《企業可持續報告指令》（CSRD）等疊牀架屋的法規造成了冗餘的合規負擔，使已遵守國家計劃的企業行政成本翻倍。在ETS實施過程中，碳價上漲推高了電費賬單，歐洲央行發現，減排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減產而非生產流程綠色化。這與ETS“兼顧減排與經濟增長”的目標相矛盾。

此外，過於嚴苛與僵化的綠色政策還存在顯著的去工業化風險，侵蝕歐盟的製造業基礎，並在依賴傳統產業的地區造成“工業荒漠化”。例如，推動交通與能源電氣化政策，如2035年禁止銷售新的燃油車，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但這卻忽視了製造業的轉型成本，可能導致德國、意大利等汽車產業中心的工廠關閉。批評者警告，這還將造成“碳泄漏”，即企業為規避高成本而將生產轉至海外。自2022年以來，歐盟鋼鐵市場已連續3年陷入衰退，預計2025年將迎來第四次下滑，原因之一即是合規成本上升。這種“工業荒漠化”也引發了政治反噬。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崛起，抨擊綠色協議“以意識形態取代經濟理性”，進一步分裂歐盟，削弱了其對外的規範性影響力。 

總而言之，歐洲規範性力量原本旨在塑造全球標準，但往往會在理想主義與現實約束的衝突中，不斷造成反噬。當其過度追求理念化目標而忽視經濟與技術現即時，“布魯塞爾效應”會逐漸消失。內部的分裂與脆弱，限制了歐盟的全球領導力，如果不先修復自身發展的缺陷，其“以規則治世”的雄心恐難以為繼。（作者分別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雲山領軍學者、歐洲研究中心主任，丹麥奧爾堡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工業大學全球浙商發展研究院助理教授、浙江省發展與安全輿情研究中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