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着力塑造周邊環境，共築命運共同體

*編者按：*由中國國際關係學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周邊外交和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學術研討會日前舉行。周邊外交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首要方向，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則是中國外交理念的重要創新，二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外交在新時代的重要戰略佈局。本版選取此次研討會中的部分精彩內容，以饗讀者。

攜手周邊，推動世界和平穩定

*於鐵軍（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教授）：*傳統上東北亞地區一直是大國利益縱橫交織、地緣政治錯綜複雜的區域，而近期大國博弈和地區安全的互動使東北亞局勢的發展呈現新特點。從大國博弈的視角看，中美兩國無疑是東北亞安全新動態中最為關鍵的角色。中國是過去幾十年國際格局變動中的一個重要變量，也是東北亞地區安全的關鍵維護者，影響舉足輕重。相較而言，由於國內矛盾加劇，美國對這一地區的控制能力和介入意願呈現衰減態勢。俄烏衝突持續三年多，對國際安全環境造成重大沖擊，俄朝關係強化對東北亞地區安全的影響不容忽視。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日本焦慮不安，應對左支右絀，其國內政治和對外戰略目前正處於戰後發展的關鍵階段。由於地理位置、歷史淵源、陣營歸屬和自身所具有的戰略潛力，日本對東北亞局勢的影響仍需高度重視。從地區安全視角看，台灣問題、海洋安全問題、朝核問題等，在中國國家安全和周邊外交中依然處於核心地位。總而言之，東北亞作為中國周邊外交中重點方向，其系統性、聯動性以及在安全領域的複雜性，需要我們深入瞭解該地區國別的情況，揚長避短地塑造中國周邊環境。

*周方銀（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周邊是一個複雜且廣闊的區域。這一區域人口眾多且面積廣闊、國家多樣且差異顯著、熱點問題集中且難以解決，周邊地區的特點對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既構成挑戰，也有有利的一面，特別是可以進行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嘗試。動盪變革的國際背景影響了周邊命運共同體的外部環境，周邊國家普遍面臨經濟、安全等多個領域選邊站隊的壓力，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利益考慮的時間視野變窄，國與國之間的戰略互信下降。

“命運共同體”概念本身具有一定超前性，要求國家在某種程度上超越國家利益的考量。截至目前，中國已經與一半以上週邊國家共同構建雙邊命運共同體，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在穩定周邊局勢、推動周邊共同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具有積極意義。

*張潔（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周邊安全共同體是周邊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與必由之路。“和合共生”的文化傳統、和平共處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反帝反殖與爭取民族獨立的共同歷史及區域合作實踐，均為其提供思想支撐。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尤其是美國“印太戰略”引發的陣營對抗，以及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交織的嚴峻局面，構建周邊安全共同體尤為必要。當前，以和平共處為核心的地區規範機制逐步形成，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戰略互信不斷加強，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也在穩步推進，這些都為其可行性奠定了堅實基礎。

未來，構建周邊安全共同體需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結合優先與區別對待的策略，以戰略互信為前提，以全球安全倡議為引領，以“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為支撐，統籌佈局並分階段推進。在路徑的選擇上，一是儘快細化周邊安全戰略；二是踐行四大全球倡議，特別是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三是國內國際安全治理並重，國內機制軟聯通應得到更多關注。

東南亞地區存在戰略敍事競爭

*張雲（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教授）：*2025年東南亞地區的形勢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東南亞部分國家內部治理進程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現象。隨着歐美國家右翼政黨的上台執政，東南亞的國家治理也受西方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潮的影響，對其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連帶的負面效應。

二是東南亞國家的治理能力與經濟發展壓力之間存在着明顯矛盾。進入21世紀，東南亞經濟基本上是平穩和快速發展。隨着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也在拉大，生活成本、債務與全球供應鏈震盪加重了部分國家的治理負擔。

三是邊界紛爭與外部壓力對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治理架構構成挑戰，如泰柬衝突、緬甸內戰、南海爭端等。由於安全關切上升，東南亞國家軍事現代化進程加快，甚至出現強化軍備的趨勢。以東盟為中心的東南亞區域治理架構面臨挑戰，不過，“東盟方式”仍在東南亞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也一貫支持東盟中心地位，維護東南亞和平、穩定和繁榮的局面。在與東南亞的合作上，中國應進一步強化瀾湄合作機制，在南海問題上可優先從環保、漁業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入手開展合作，以避免傳統安全問題的持續升温。

*鍾飛騰（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係研究室主任）：*近年來，國際局勢逐漸呈現出泛安全化的趨勢，相關現象在周邊地區日漸突出，安全聯盟與經濟合作的聯動更為頻繁。因此，在強調發展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安全問題。在當前動盪變革且泛安全化加劇的背景下，一些國家的行動邏輯轉向零和博弈乃至負和博弈。尤其是，因外部勢力介入，地區國家間合作充滿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不僅體現在經貿領域，也向其他問題領域蔓延。面對這些複雜多變的安全挑戰，不少國家轉而尋求域外大國介入或構建某種形式的對抗性聯盟，這無疑進一步加劇了地區格局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

*查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儘管美國與東南亞的經濟往來持續深化，但近年來，相關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東南亞國家普遍感受到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這實際上説明除了物質實力之爭外，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地區還存在着戰略敍事競爭。戰略敍事可以改變受眾對國際政治以及自身利益的理解，而信息時代政治鬥爭的結果最終取決於“誰的故事勝出”。當然，東南亞各國在某些議題上依然體現出較強的敍事自主性，在涉及本國核心利益與地區穩定的關鍵議題上，如領土主權、海洋權益、經濟合作模式等，並未完全追隨中美任何一方的戰略敍事，而是基於自身國家利益、歷史文化傳統以及地區平衡的考量，採取了更為務實和自主的立場。此外，相較於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敍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敍事的趨同更為明顯，但一些東南亞國家在言行方面經常出現不一致的情況，因此，中國需要更加註重戰略敍事的實踐轉化，將理念層面的共識轉化為實際合作中的具體行動。

*駱永昆（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在建設中面臨三個問題。一是發展問題。發展是中國與東盟的共同利益所在，雙方利益交織，互為最大貿易伙伴，實現了互利共贏。但如今美國掀起關税戰，攪動地區產業鏈、供應鏈，並加大對關鍵礦產的爭奪，衝擊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加之，東盟國家發展轉型中的問題逐漸顯露，引發經濟和社會治理難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整體推進。

二是安全問題。東盟國家面臨多元複雜的安全挑戰，既存在傳統安全威脅，也受到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困擾。當前，大國在東南亞博弈加劇，美國炒作南海問題等地區熱點，推進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推動地區安全議題聯動，提升地區衝突風險，東盟中心地位也受到挑戰。中國與東南亞亟待深化安全合作，管控地區風險。

三是認知問題，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認知短板日益凸顯。這一現象既受到大國博弈影響，也與部分東盟國家歷史文化傳統有關。當前，部分東盟國家尤其對中國快速發展引發的地區格局變化存在一些疑慮，感到地區合作的前景存在不確定性。總體看，目前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基本面向好，雙方從彼此的合作中受益，共同體建設給地區注入穩定劑。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也面臨挑戰，未來中國應進一步統籌發展與安全，積極引領構建地區新安全格局，高度重視並努力解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認知問題。

“安危與共”理念成周邊合作基石

*凌勝利（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秘書處副秘書長、教授）：*當前，全球安全形勢正步入新的動盪與變革階段，地緣衝突不斷蔓延，安全局勢普遍惡化，地區不穩定因素顯著增加。美國非但未能緩解國際安全風險，反而通過在經貿領域的單邊行動，進一步加劇了全球不確定性，導致經濟與安全問題呈現高度交織的安全化趨勢。各國普遍採取戰略收縮策略，周邊安全的重要性及底線思維愈發凸顯。在“亞洲安全模式”中，“安危與共”理念成為合作的基石，強調中國安全與周邊安全的有機融合；“求同存異”原則反映了在安全關切、能力及利益認知差異中尋求合作共識的現實路徑；“對話協商”則體現了以和平手段化解分歧、通過機制性溝通維護地區穩定的策略選擇。

*劉宗義（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係已從傳統的經貿合作逐步轉向互聯互通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並從單一的經濟合作向多元化的複合型合作模式轉變。然而，中國與南亞國家在推進合作過程中遭遇了更為複雜的地緣政治博弈。不過雙方共同發展的願景得到了南亞國家的積極響應，並逐漸形成了共識。

具體而言，中國與南亞國家在經貿與互聯互通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同時，與除印度和不丹之外的南亞國家已初步構建起全方位的合作網絡。在這一進程中，印度作為中國與南亞地區發展關係的關鍵影響因素，其作用不容忽視。當前中國與南亞關係面臨三重挑戰：一是地緣政治博弈，美國“印太戰略”與印度的地區霸權心態制約了中國-南亞合作；二是南亞國家政局不穩，外部干預與內部利益分化並存；三是認知障礙，南亞精英與民眾對中國瞭解不足、對西方崇拜根深蒂固。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中國與南亞關係的深化發展。

*陳小鼎（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政治極化趨勢突出，各國尤其是大國的政治態度趨向政治光譜的兩極，大國競爭不斷加劇。地緣政治衝突愈演愈烈，一些國家外交政策激進化，國際制度安排碎片化，國際公共產品“武器化”，全球治理赤字加重。

在此背景下，上合組織憑藉“上海精神”的時代價值、異質性基礎上的包容性、有限性基礎上的聚焦性、分散性基礎上的制度彈性等要素仍然具備高度的發展韌性。而從上合組織的路徑選擇角度來看，提升組織效率、強化利益對接能力、增強規範吸引力、塑造國際話語權，是未來應當重點關注的四大關鍵領域。

*董亮（外交學院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當前氣候變化已成為重塑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變量。中國從最初的被動參與者，逐步轉變為全球氣候治理的引領者，尤其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後，中國在規則制定與議題設置上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碳中和戰略不僅是環境議題，更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與綠色產業升級的重要工具。氣候治理已與能源轉型、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等經濟議題深度交織，中國可通過綠色“一帶一路”、光伏與風電出海、綠色金融等手段，推動構建區域綠色經濟體系，從而在新一輪產業鏈重構中鞏固競爭優勢。

碳中和還具有顯著的外交敍事價值。通過以氣候合作為紐帶，中國可推動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踐化，形成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區域認同。生態文明思想與外交思想的融合，使中國能夠以“綠色發展”重塑國際話語體系。同時，也要注意到中國在推進碳中和外交中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包括能源安全與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歐美綠色規則壁壘的競爭以及部分國家可能利用環保話語破壞、抹黑中國綠色合作。因此，中國在推進“綠色外交”過程中需平衡戰略利益與發展訴求，強化項目風險評估與標準化治理，堅持長期的戰略定力，以碳中和為抓手推動區域合作的可持續與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