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席格倫：澳大利亞急需加強“亞洲素養”

1970年，一羣精通亞洲事務的澳大利亞學者與社會領袖聯合發佈了一份報告，呼籲政府、商界以及更廣泛的公眾更好地瞭解亞洲各國人民。他們警告説：“如果澳大利亞要在一個互聯互通的世界中實現繁榮，就不能繼續與近鄰的語言和文化隔絕。” 歷史上，澳大利亞與亞洲的關係始終矛盾重重——既有合作，也摻雜着恐懼與焦慮。20世紀70年代初，澳大利亞正處在戰後格局劇變的浪潮中：殖民帝國崩塌，獨立的亞洲國家紛紛主張自身主權。在國內，澳大利亞也逐步廢除了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並開始邁向多元文化主義。

這份1970年的報告呼籲澳大利亞建立強有力的亞洲語言和文化知識能力，也是澳大利亞七次國家級評估的開端。斯蒂芬·菲茨傑拉德博士曾於1973年由惠特拉姆政府任命為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他在1988年首次提出了“亞洲素養”（Asia literacy）這一概念。他在文中寫道：“……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必須具備‘亞洲素養’；即讓國民普遍掌握亞洲語言，廣泛瞭解亞洲風俗、經濟與社會。這類知識不僅能帶來邊緣性提升，更將成為我們國家能力的核心支撐。”

然而，50多年過去，問題依然存在。經過數十年的官方倡導，澳大利亞真的實現了這一目標嗎？如果沒有，原因何在？這些問題的緊迫性，在當前反移民情緒上升、部分民選代表公開貶低多元文化，以及針對非白人羣體（包括華裔澳大利亞人）暴力事件頻發的背景下，顯得尤為突出。

當然，也有一些進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學校陸續引入並推廣了幾門關鍵的亞洲語言——中文普通話、日語、印尼語和韓語——這些選擇與貿易和安全密切相關。印度廣泛使用的印地語也在某些課程中有所體現。隨着時間推移，澳大利亞與亞洲國家的雙邊關係不斷深化和多元化，體現了這些教育工作的重要意義。

然而，2024年的一項學術研究指出：“儘管在‘亞洲素養’和亞洲語言能力提升方面出台了大量政策、項目並投入鉅額資金，但四門‘重點’亞洲語言——漢語、日語、印尼語和韓語——的學習人數仍在持續下降。” 其中原因複雜。一方面，課程設置過於擁擠，使得語言學習顯得可有可無。另一方面，許多澳大利亞人依舊認為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足以應對國際交流。再加上大學面臨長期資金壓力時，往往首先削減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課程，亞洲研究和語言系頻繁淪為犧牲品。

在當今互聯互通的世界裏，跨文化間的真切理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對澳大利亞人來説，學習亞洲鄰國的語言與文化不僅僅是務實之舉，更是一種尊重，也是抵禦無知與偏見的屏障。當政治精英發表煽動分裂言論，當虛假信息助長仇外情緒時，“亞洲素養”能賦予公民審慎應對的能力，從而構建和諧而非分裂。連任的阿爾巴尼斯政府既擁有民意授權，更肩負歷史責任，必須兑現其提升“亞洲素養”水平的承諾，扭轉參與度下滑的趨勢，並確保學習亞洲語言與文化成為社會主流優先事項。加強這方面的能力，不僅將惠及全體澳大利亞人，也將鞏固該國作為地區可信賴、積極參與夥伴的角色。（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