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抗日誌士親屬協進會榮譽理事長蕭開平接受《環球時報》專訪:“祖國已經強盛,兩岸也必定統一”
作者:鲲屿哨所工作室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父親蕭道應告訴蕭開平:“你曾祖父是抗日戰死的。”1895年清政府簽下《馬關條約》,被迫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從1895年到1945年,從步月樓之役,到奔赴大陸抗日,再到台灣光復,蕭家幾代人一直為台灣擺脱日本殖民統治迴歸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台灣光復80週年之際,《環球時報》記者採訪屏東抗日家族蕭家的後人、台灣抗日誌士親屬協進會榮譽理事長蕭開平,聽他講述蕭家幾代人的抗日故事。本文以第一人稱整理蕭開平口述內容。

“我要用敵人教我的東西來對抗敵人”
1916年1月,父親蕭道應在台灣出生,那時日本已經殖民統治台灣20年。受蕭家祖輩抗日經歷影響,父親傳承了蕭家的抗日精神,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父親從小就很聰明,讀書成績很好,中學時代總是跳級完成學業。1936年,父親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人成立的,日本學生想上不怎麼需要考試,但台灣學生要考,且競爭很激烈,“1936年是台北帝國大學第一年開設醫學部,那一屆醫學部的日本學生有40多個,而台灣學生只有十幾個”。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的考學範圍很有限——不能讀政治、法律等,所以很多台灣精英都是醫學專業出身,我父親最終也選擇了學醫。在醫學部讀書父親很用功,想學有所成後到大陸參加抗戰,那時候他心裏一直這樣想:“我要用敵人教我的東西來對抗敵人”。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當時還在讀大二的父親馬上就向老師申請,“我現在也要到祖國參加抗戰”。但老師建議他完成學業後再去,於是1940年父親畢業後奔赴大陸。
父親為赴陸抗日做了很多準備,如學普通話、鍛鍊體能等。每到週末,他都會先坐火車出台北,然後走一二十公里路翻山回來,以提高腳力。父親還找補習班去學普通話,也因此結識了我母親,母親就是當時教他普通話的老師,兩個人志同道合,都想參加大陸抗日。

撕掉自己的日本護照
1940年,我父母終於如願踏上前往大陸的征程。當時戰局複雜,大陸沿岸基本被日本佔領,很難直接渡海到達,為躲避日軍盤查,兩人先以探親為由前往上海日租界,接着通過上海英租界搭乘英國的船到香港,最後從香港進入祖國大陸。
在從上海到香港的船上,父親和母親心潮澎湃,他們遵從自己的內心,幹了一件一直想幹的事情——拋棄日本籍,他們把自己的日本護照撕掉,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然而和大陸同胞一起抗戰的願望並沒有很快實現,從廣東登陸後,我父母被國民黨軍隊當成日諜拘捕。
父親被審問了好幾輪,內心越來越憤慨,最後直接在法庭上用普通話大罵:“我救國有罪嗎?你們竟然要把我槍斃!”當時法官是廣東人,聽不懂普通話,還疑惑父親為什麼這麼兇,後來通過別人翻譯才知道我父親説的內容,法官想了一想,覺得事情不太對。
恰好台灣抗日誌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到廣東,因為對台灣局勢較為了解,丘念台被請去幫忙審理,瞭解到我父母是真心想回祖國抗戰,便將他們保釋了出來。後來經審查確實沒有問題,父親母親就被派到廣東南雄陸軍總醫院當醫官和護士。
因為想參加更多前線的工作,1940年父母到廣東惠州、羅浮山地區加入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父親在那裏發揮了自己的專業特長,成立醫療站給傷兵清創,服務周圍老百姓。他製出很多藥膏和藥水。有傷者到父親那裏時骨頭都露出來了,父親給他清創一下塗上自己配製的藥膏,一個禮拜就可以起來走了。
比較麻煩的是瘧疾,治療瘧疾需要藥物奎寧,只有日軍佔領的大城市貨源充足,父親當時被日軍通緝,但還是會潛進廣州想辦法拿藥。有一次母親被日軍抓住,幸而認識當時給日軍當翻譯的人,得其幫助才逃過一劫。父親也曾被人告密暴露行蹤,當時在親戚的幫助下,才化險為夷。就這樣,父親和母親躲過各種風險,在敵後施展自己的愛國抱負,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
這是兩岸共同的記憶
抗戰勝利後,大陸需處理台籍日本兵問題,要把他們送回台灣,我父親被委任為在廣州設立的台籍官兵集訓總隊的中校政訓主任,他對台籍日本兵説:“你們現在已經不是日本人了,中國抗戰勝利,以後你們是中國人了。現在我要帶你們回台灣,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回顧父母的經歷,我曾疑惑,為什麼他們20世紀40年代的時候想到祖國大陸去參加抗戰?當時日本一度佔據戰場優勢,為什麼他們還要主動進入戰爭漩渦?後來看到我們中華民族在抗戰中奮力抵抗,才明白民族危亡時刻,打不過也要打,生死存亡間就只有一條路可走。也因為知道“光復台灣,必先保衞祖國”,想要為國家民族貢獻一份力量,我父母一定要投入大陸抗日。
父親和母親的故事只是諸多台胞抗日經歷中的一小部分,從1895年到1945年,台灣湧現出很多抗日誌士,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都很動人。為挖掘更多台灣人抗日的故事,我們成立了台灣抗日誌士親屬協進會。
其實祖國大陸的抗日故事更多。民族危亡時刻,很多台灣人來到大陸抗戰。同時也不要忘記,1895年,很多台灣之外的祖國同胞奔赴台灣,為保台犧牲,這些是我們兩岸共同的記憶。
為了兩岸的和平統一,我們要共同銘記這段抗戰歷史,台灣人與大陸人血脈相連,無論是在文化宗教方面,還是語言文字上,我們都心連心在一起。
“步月樓”記錄蕭家祖輩抗日過往
蕭家的抗日史可追溯到我高祖父蕭光明時期。蕭家祖上故居在山東蘭陵,後移居到河南,又到廣東梅州,清朝時來台灣經營染布、糧食等生意,積累一定基業後移居到今屏東縣佳冬鄉,成為當時的大户人家。客家人的民族意識較強,敬重中華文化,蕭家祖屋五堂六院,有的叫“河南堂”,有的叫“蘭陵堂”。我們要記得自己的來處,無論身在哪裏都要記得自己的原鄉。
清朝時期,客家人聚居的台灣六堆地區有土豪作亂,客家人就組建義軍幫清政府平亂,如有外族侵略,客家人肯定也會挺身而出。1895年10月,日軍從台灣南部的屏東枋寮登陸,向北進攻。枋寮位於左堆(佳冬地區)附近,我高祖父蕭光明當時是六堆義軍副總理兼左堆義軍總理,便率領軍民進行抵抗。
高祖父料到日軍可能從枋寮登陸,提前讓人放海水淹田、在竹林埋伏放冷槍,以阻止其靠近。但日軍攻勢較猛,大家一直退守到蕭家祖屋的“步月樓”。

蕭家祖屋位於南北交通要道,因規模較大,被當成左堆重要防禦工事。蕭家祖屋呈雙回字形,設有外牆和內牆,外牆外面是一條小小的“護城河”。利用屋宅結構優勢,高祖父讓人把這條河挖深、灌滿泥漿。日軍攻來時以為這是一條很淺的水溝,很多人跳進去陷在裏面。義軍就從上面倒熱水、扔石塊,消滅很多日軍,在戰役初期取得很大勝利。
但隨着時間推移,日軍的援軍越來越多,還從不同方向包抄,最後步月樓還是失守了。當時日軍與義軍的武器裝備天差地別,日軍是正規軍,用的武器當然很先進,義軍只有土槍、土炮、大刀等。義軍知道他們的武器很落後,但還是要去抵抗。
這一役被稱為“步月樓之役”,戰鬥中,高祖父次子也就是我的曾祖父蕭升祥戰死,高祖父三子蕭月祥也身受重傷,不久後去世。步月樓上的彈痕記錄着蕭家祖輩帶領客家人抗日的過往,現在,蕭家族人已經遷出祖屋,那裏變成一座博物館,向人們講述着台灣民眾抗日的故事。
“花瓶破了,請你把它補回去”
在大陸抗日期間,父親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瞭解到共產黨的一些理論,甚至開始從事一些地下工作。返台後,父親任教台大法醫學系,工作之餘繼續進行地下工作。他一直盼望着1949年台灣解放,但先等來了國民黨的搜捕,1949年父親和母親開始逃亡,在台灣這麼小的地方東躲西藏了3年。1952年父母入獄,那時母親已經懷上了我,所以我是在監獄裏出生的。我們在監獄裏生活了3年,直到1955年才被放出來。出來後父親依舊從事法醫工作,也依舊盼望祖國統一。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裏保存着一隻“破損的花瓶”,花瓶背後是一段父親與台灣學者王曉波之間的“贈瓶”故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有天早上7點多,王曉波的家門被叩響,他開門發現是我父親。父親説自己燒製了一隻花瓶想送給他,王曉波收下了花瓶。而後父親又説要送他一隻花瓶,王曉波表示:“您剛剛已經送我一隻了。”父親是這樣回答的:“這隻花瓶有些破損,我補好了。我老了,沒辦法再從事統一的工作,我要把這隻花瓶交給你,就好像祖國破裂了,請你把它補回去。”我想,兩岸統一是父親終身的願望,他把統一的工作託付給了下一代,我們這一代也盼望着那一天的來臨。
我很想對去世的父親和母親説:“祖國已經強盛了,兩岸也必定統一,你們不用擔心了。”
來源:鯤嶼哨所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