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將是怎樣的五年”系列評論之三：把高水平對外開放作為合作共贏的關鍵抓手

在開放合作中與世界共享紅利

章玉貴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部署“十五五”時期的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時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

這充分體現出中國作為全球最重要經濟體之一，向不確定性日益加劇的世界持續注入確定性因子，通過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和積極擴大自主開放等努力，在經濟增長、制度創新和開放合作中與世界分享發展紅利。這一重大部署釋放出清晰信號，把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作為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的關鍵抓手，既讓在華投資運營的120多萬家外資企業認識到中國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加快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也向世界發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絕不會被國際上沉渣泛起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以及“脱鈎斷鏈”等噪音干擾。

從促進全球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視角觀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致力於為人類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構建和協調與全球經濟貿易伙伴之間的利益共享機制，通過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提升外界預期，並在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過程中推動自身高質量發展。換言之，在全球面臨日益嚴峻的減貧脱貧、糧食安全、發展籌資乃至逆全球化等問題，思考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和推進綠色轉型、數字經濟等緊迫任務之際，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中國既展現開放與合作的意願和決心，又拿出實踐行動和具體方案。全球發展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對外開放以及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是一國保持經濟活力並促進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的關鍵之舉。隨着中國經濟實力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不斷提升，中國既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也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持續向世界釋放本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紅利，並在積極主動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提供適配性的國際公共產品。

就此而言，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第一重邏輯，在於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

從產業發展與國際分工的角度來看，業已深度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尤其是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中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與優化的過程離不開本土企業基於自主創新提升供給能力，也離不開外部主體或外資的參與。事實上，中國已經實施的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包括繼續大幅縮減負面清單，實施製造業全方位對外開放，並在金融服務業與高端製造業等更多領域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全面落實外商投資法律法規和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等，都是這一開放邏輯的政策表達。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十四五”期間我國實際使用外資累計達到7087.3億美元，提前6個月完成商務發展規劃提出的7000億美元引資目標。

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第二重邏輯，是以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沖“以鄰為壑”、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對全球經濟和貿易體系的衝擊。

近些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在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方面後勁不足，甚至出現“開倒車”趨勢，導致國家層面的利己主義抬頭、多邊自由貿易發展面臨“缺氧”、全球經濟與貿易體系擔保人出現結構性缺位等局面。

在即將收官的“十四五”時期，中國通過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向世界釋放了一系列超預期開放措施，不斷縮短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加快推進自貿區建設，積極謀求與區域和全球重要經濟體達成雙邊或多邊投資貿易協定，以建立長久穩定的市場準入機制。與此同時，在多邊貿易體系與經濟全球化遭受嚴峻挑戰的背景下，中國忠實履行在市場準入、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承諾，以此向經濟全球化注入關鍵動力，在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如今，儘管全球經濟、貿易與金融一體化遭遇逆風，“小院高牆”“脱鈎斷鏈”聲浪升高，但人為割裂全球產業和技術合作註定是成本大於收益的不智之舉。尤其是大數據技術與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日新月異、突飛猛進，使得全球範圍內的市場拓展和相互依存不可避免。基於要素自由流動和交易成本節約的經濟全球化內生動力，終究不可遏抑。無論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沒有任何一方可以無視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的互接互嵌；沒有任何勢力能夠逆歷史潮流和世界大勢而動，通過構築壁壘來阻擋商品和要素基於市場化原則的自由合理流動。

中國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更加有效推動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旨在防止全球參與主體在對外經濟政策上出現某種“合成謬誤”，緩解和對沖“以鄰為壑”、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對全球經濟和貿易體系的衝擊。從這個意義上講，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致力於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第三重邏輯，在於為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提供基於中國開放與發展實踐的獨特樣本。

在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中國不斷提升對外經貿水平，包括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這是中國由製造業大國和出口大國向產業與金融強國邁進，進而發展成為全球多邊體系重要擔保人的邏輯延伸。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具規模化生產能力的“世界工廠”，也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羣體，消費升級正在加速，消費增長潛力巨大，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市場”。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既是平衡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貿關係的基礎性需要，也是提升我們國內消費品質的結構性安排。

在此背景下，中國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不僅是一個超大規模的開放型經濟體以更加積極和開放的制度性安排，深度融入並引領全球經貿與金融體系變革，還是為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一個探索本國現代化道路的現實參照。從經濟學角度看，中國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為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研究樣本和超大規模的實踐支撐，就此進行深入研究與不懈探索，完全有可能形成既具有中國特色又不乏國際普適性的理論成果。（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這是政策宣示也是“誠摯邀請”

【巴西】高文勇

在中國研究制定“十五五”規劃（2026—2030年）並準備朝着相關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邁進之際，“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的提出，既是對中國發展戰略的延續和升級，也是對中國全球視野的重申和再確認。這一原則深深植根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充分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的精髓，有助於開創和鞏固致力於推動平等互利和全球治理變革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當今世界，地緣政治博弈和碎片化趨勢不斷加劇。當此時刻，中國一如既往地堅持開放合作，與對經濟全球化造成嚴重衝擊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形成鮮明對比。最近召開的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將高水平對外開放確定為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和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裏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僅是指擴大市場準入或吸引更多外資，還意味着擴大制度型開放，即在公平競爭、創新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實現國內治理與國際規則的對接。

這意味着中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進程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依託國際法治，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數字貿易框架，並在綠色金融、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等新興領域開展合作。從學術角度來看，這一演變揭示了中國如何將開放視為現代化的內生性因素。它反映出這樣的信念：全球相互依存並不是對獨立自主的制約，而是通過互惠互利實現民族復興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講，強調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是為了促進國內深層次改革，也是一種外交層面的宣示，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展現穩定性和包容性。

要想全面深入理解“中國之治”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我們就需要深刻理解新發展理念的開放基因。新發展理念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增長階段轉變的理念基礎。在此語境下，開放不只是被動接受全球化，還包括主動塑造全球化的規則和道德取向。通過強調“合作共贏”，中國主張以互聯互通、責任共擔、利益共享等原則取代零和博弈思維，這與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理念形成鮮明對比。

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與踐行新發展理念有着一脈相承的邏輯，它建立在中國的快速發展需為推動國際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作出貢獻的信念之上，其中的指導原則就包括相互尊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等。這些外交層面的原則與國內的發展理念相互呼應，實踐層面則體現在中國提出和參與的一系列倡議與機制中，比如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金磚+”合作等。這些倡議與機制普遍致力於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搭建經貿合作平台和知識網絡等，以此拓展多邊合作、促進共同發展，而非築牆設壘、隨意增加障礙。就此而言，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全球治理倡議，都是中國加大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例證，它們與其他一些重要倡議和理念共同構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思想架構。

中國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僅事關經濟層面，還包括制度層面，目標是制定和完善外商投資、知識產權、數據流動和環境標準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這種制度型開放旨在確保中國的法律體系與自身高質量發展和深度融入世界的要求相一致。例如，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等要求，展現了對於依法治理是國際信譽基石的理解。另外，“合作共贏”概念也不只意味着經貿層面互利互惠，還意味着監管標準與國際的對標對錶。逐步實現國內規則與國際規範的融合對接，已經成為以精準方式推進制度型開放的生動詮釋，這本身就有利於促進全球互聯互通和一體化發展。

“十四五”期間，中國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將繼續成為“十五五”規劃的重要任務。這一構想強調國內大循環（以國內生產、消費、創新等為驅動）與國際大循環（以貿易、投資和合作等為支撐）之間的協同作用，高水平對外開放因此成為中國貫通內部活力與全球參與的橋樑。這種雙重邏輯凸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性與整體性：對於內部繁榮穩定與外部互聯互通的追求相輔相成，而非相互牴觸。與此同時，中國提出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還帶來國際政治經濟學層面的理論創新，使得“合作共贏”既是一種發展方式，也成為一種外交倫理：在經濟上，通過供應鏈互補和技術創新擴散等實現互利互惠的最大化；在政治上，通過溝通對話和尊重多樣性增進國家之間互信；在文化上，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該理念已經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大基因。

在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的背景下，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強調合作共贏，則有助於推動全球治理範式變革。它迥異於零和思維和狹隘短視的現實主義理念，將國際關係重塑為一個共同解決問題的場域。通過將國內現代化進程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相互結合和鏈接，中國面向全球提供了一種超越國界的發展模式。 

綜上所述，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已經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戰略任務之一。在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和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等願景的引領下，中國致力於實現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增長與可持續性、實力與責任的協調和平衡。在世界面臨經濟層面的“脱鈎斷鏈”以及地緣政治層面的碎片化之際，中國的理念與實踐提供了一種基於規劃、可預見性和夥伴關係進而極具建設性的替代方案。中國堅信，推進公平正義和互利共贏等原則下的開放合作，是世界通往和平穩定與共同繁榮最為可靠的路徑。當然，這一願景的實現還有賴於其他國家同樣展現真誠對話與開放合作的意願。就此而言，中國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既是一種承諾和宣示，也是一種“誠摯的邀請”，促使我們繼續將全球化視為推動人類進步的共同事業。（作者是巴西弗魯米嫩塞聯邦大學國際法學教授、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