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服貿一體化,將讓大灣區贏得戰略主動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大力發展服務貿易，鼓勵服務出口，完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提升服務貿易標準化水平。對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大力發展服務貿易，關鍵在於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自2015年以來，我在包括全國政協會議、橫琴自貿片區專家委員會年度工作會議、“泛珠論壇”等多個場合呼籲加快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十五五”期間，適應國內國際新形勢，在加快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方面，需要實現實質性突破。

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利用效率，與國際灣區相比存在提升空間。例如，2023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已超越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是東京灣區經濟總量的95%；但是同年，粵港澳大灣區單位地均生產總值僅為東京灣區的62%、紐約灣區的34%。總的看，在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完成、貨物貿易全面實現自由化的情況下，要素跨境流動與優化配置最大的掣肘在服務貿易。2023年，香港與內地服務貿易額佔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9.3%。目前，廣東儘管在面向港澳服務貿易開放方面有某些優勢，但仍然是在傳統正面清單框架下的逐步拓展，難以形成粵港澳大灣區以服務貿易為主體的市場融合新格局。

高水平開放的重點在服務貿易，難點也在服務貿易。我國是服務貿易大國，但服務貿易佔外貿總額的比重偏低，2024年這個比重為14.6%，低於全球平均水平9個百分點；廣東服務貿易佔比僅為12.5%，不僅低於全球平均水平12個百分點，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在廣東率先實施國際化服務貿易新規則與管理新舉措，不僅可以使廣東繼續在我國對外開放新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可以使我國在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新一輪全球自由貿易中贏得戰略主動。

生產性服務不僅成為商品價值增值的主要來源，也日益成為先進製造業國際競爭力的主要標誌。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製造業融合，成為提升製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重大任務。2023年，全球商品出口中生產性服務帶來的價值增值超過30%，發達國家達到40%-50%，美國達到60%以上。2023年，廣東生產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為30%左右。充分發揮港澳研發、金融、物流、設計等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優勢，在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中補齊廣東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後的短板，可明顯提升廣東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價值增值能力。

基於積極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的需求，“十五五”期間，廣東可向港澳基本實現服務貿易全面開放。儘快制定精簡的粵港澳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從實際情況看，這個“負面清單”有可能限制在30項左右，甚至更短。全面落實對港澳服務提供者的國民待遇，列明國民待遇的具體標準，包括准入階段的管理權力、要素供給、融資方式、進出口權、税收政策、法律保護、司法救濟等。除負面清單內規定的措施外，取消對港澳企業股比限制、當地存在、配額限制等。

實現粵港澳生產性服務貿易一體化。在法律金融、研發設計、運輸物流等重點生產性服務領域，制定大灣區“認可經濟營運商”認證標準，允許符合條件的服務貿易企業在大灣區內自由開展相關服務貿易業務，並將認證範圍逐步向醫療、教育等領域拓展。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平台、科技成果孵化平台，全面實施市場化的科技成果轉化、交易機制，制定統一的税收優惠、科技服務等政策，打通區域內跨境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最後一公里”。

建立粵港澳大灣區仲裁、調解、協商等非訴訟對接平台，組建由不同法系、不同地區的法律專家構成的法律專家團隊，支持大灣區內創建兩大法系仲裁模式裁決跨境民商事案件。實行粵港澳專業服務業資格互認轉換體系，降低專業技能人才跨境執業成本等。

這樣，將有助於形成粵港澳產業鏈供應鏈優化佈局。例如，2024年廣東對美出口額佔其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2%。在美國實施“對等關税”“轉運條款”等背景下，藉助港澳單獨關税區的獨特優勢，合理佈局產業鏈供應鏈。

2024年修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CEPA）貨物貿易協議》，將HS編碼7019.90的原產地標準修訂為“（1）從其他品目改變至此；或（2）區域價值成分按照扣減法計算40%或按累加法計算30%”。即在香港生產的7019.90項下商品只要符合“品目改變”“區域價值成分”中的任一標準即可獲得香港CEPA原產資格，銷往內地時可申請享受香港CEPA項下“零關税”。建議充分利用此政策，推動廣東部分關鍵原材料進口加工製造環節佈局在香港北部都市區等，疊加服務貿易開放政策，完善“研發在香港、生產在內地、銷售輻射全球”的協同模式。

建立粵港澳跨境產業聯盟，推動區內企業、科研機構、金融機構等的緊密合作，通過聯合研發、技術引進、市場開拓等方式，推動跨境企業間的合作與市場共享，提升產業鏈的全球競爭力。 

發揮香港數字貿易及數據開放政策優勢，在廣東建設一批對接港澳的數字產業園區、科技孵化器和創新中心，支持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和創新，打造新興數字產業集羣。（作者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