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晨靜：電動自行車治理，技術賦能增強主動性

電動自行車憑藉價格親民、使用便捷的優勢，已成為我國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選擇。在上海，電動自行車實際使用量約500萬至800萬輛，日均騎行量高達903萬人次，超過地鐵客流量。極高的普及度，使這種“零散卻保有量大”的交通出行工具，成為短途出行與公共交通接駁“最後一公里”的關鍵載體。然而，伴隨其快速發展，超速、逆行、闖紅燈、亂停亂放、非法改裝等行為屢見不鮮，成為城市交通治理的突出“痛點”。

為應對這些問題，過去一些城市管理中曾嘗試過“禁摩限電”政策，但效果並不顯著。電動自行車新國標（GB 17761-2024）的實施，標誌着城市對於電動自行車的管理思路從“限制”轉變為“疏導”。一方面，新國標明確限速25km/h、強制佩戴頭盔、禁止改裝，強化安全邊界；另一方面，通過以舊換新補貼，鼓勵推動車主進行安全升級。然而，新國標在執行層面仍面臨多重挑戰：一是監管力量不足，如深圳、廣州依賴人工執法，效率有限且容易引發衝突；二是路權失衡，非機動車道往往被機動車、行人甚至街邊商鋪佔用，人車混行加劇事故風險；三是總體保有量大導致大量舊標車仍待迭代換新，在此期間改裝車與劣質電池仍會造成持續的安全隱患。

為系統應對這些問題，各地政府積極展開治理探索，推動從“人管”向“機管”、從“被動應對”到“主動治理”的管理模式升級。前不久，北京開始試點電子警察抓拍系統，不僅解決了監管力量不足的難題，更實現了對電動自行車違法的精準識別與動態管理。深圳、南寧等地也在推廣數字號牌與RFID技術，通過“互聯網+政務服務”實現車輛“一車一碼”登記和違法自動抓拍，提升溯源與執法效率。而宜昌通過出台管理條例，統一登記信息、升級防偽號牌，並開發“警輔通”系統支撐違法數據即時上傳與遞進式執法。東莞則推出“即買即上牌”、設置專用行業號牌等便民舉措，並設立執法緩衝期，實施“非現場轉現場”柔性執法，體現政策温度。

電動自行車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從生產銷售到上路，關聯要素很多。為構建長效治理機制，各地需系統推進技術、法治與社會共治的深度融合。在技術層面，具體包括：應在生產源頭建立動態產品目錄機制，嚴厲打擊非法改裝與偽劣電池，壓實全鏈條責任；同步推進數字號牌與RFID技術全覆蓋，結合智能感知設備，實現違法精準識別與車輛全程溯源。在規劃層面，需進一步優化路權保障，科學規劃非機動車路網，加快專用道建設，完善停放充電設施。

在管理層面，要壓實配送平台管理責任，強化從業人員監管，督促物業規範小區內車輛停放與充電秩序。宣傳上也應採取線上線下聯動，以真實案例提升市民安全意識。同時，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充電設施建設，借鑑交通違法“隨手拍”模式，開通羣眾線上舉報交通違法行為的渠道，激發羣眾監督積極性。法規體系也需持續優化，通過及時修訂地方性法規、加強跨部門協同，提升電動自行車管理的法治化與精細化水平。

以科技賦能、法治保障與社會共治為驅動，電動自行車治理正朝着更加系統、高效與人本的方向邁進。未來，只有持續推動源頭管控、路權優化與多方共治，才能構建安全、有序、公平的城市慢行交通體系，為市民創造更美好的出行環境，助力城市可持續發展。（作者是廣州大學交通運輸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