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報道：跑馬地公墓揭示香港早期日本居民的故事

1884年5月的一天，一位名叫木谷咲的日本女子在香港的住所收到家書，信中告知父親病重，催促她返回日本。她因湊不齊船費未能成行，不久後又接到父親病逝的噩耗。同年6月某個週日晚，她離開位於文鹹街27號的住所，數小時後其遺體在港口被發現——據《德臣西報》描述，她寬鬆的外套兩袖各綁着"一塊相當沉的石頭"，鞋子則整齊地擺放在岸邊。

警方報告稱她為"青樓女子"，因文鹹街27號實為妓院，木谷是日本妓女。這在當時並不罕見。截至1886年，日本領事館記錄顯示香港146名日僑中女性達96人，其中至少三分之二從事着被委婉稱為"出租屋"的行業。木谷生命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死亡方式——她是香港跑馬地日本人墓園中現存最古老的女性墓主。中野良子（左）與喬治娜·查倫。攝影：CK Lee

“咲的故事如此動人，它推動了我們整個研究項目，“喬治娜·查倫近日站在兩米高的方尖碑墓前説道。她與中野良子共同撰寫了明治墳場在跑馬地：香港早期日本居民的故事（2024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片原屬殖民時期新教墓園的土地上（附近還安葬着天主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帕西人，跑馬地是英國人對墓園的委婉稱呼），有470多座與香港日僑相關的墓碑。其中超過80%屬於明治時代逝者。該時期可考最古老的日本人墓主是名為湯川音作的學生，他當時正從法國返回日本。他也未能歸鄉：1878年因肺結核病逝於香港，年僅22歲。湯川音作之墓是香港墳場可考最古老的日本人墓碑。攝影：亞歷山大·麥

濃縮的社會史片段——這段鮮為人知的香港與日本社會歷史，正由這些墓碑娓娓道來。1868年開啓的明治時期，日本允許國民與外界交往。自然有人來到香港。到1912年明治時代結束時，火葬已在日本流行，巧合的是同年香港日僑火葬場於銅鑼灣掃杆埔啓用。但在這兩個時間點之間，香港墳場才是大多數在港離世日本公民的長眠之地。《跑馬地明治墓園：香港早期日本居民的故事》封面。圖片來源：香港大學出版社提供

這些墓地位於公墓上坡的兩片區域。這種分佈並非刻意為之——多年來墓碑位置多有混雜，尤其在1980年代附近 Aberdeen 高架橋和隧道施工期間——但這種分隔恰如其分，因為書中生動揭示：日本社羣從最初就被一分為二，一邊是企業高管（均為男性），另一邊是唐行小姐（即妓女，均為女性）。介於兩者之間的小型產業——和服商、理髮師、瓷器供應商——都依賴賣淫業維持生計。對21世紀讀者而言，最令人震驚的細節之一是日本慈善會的作用，該組織雖無宗教背景，卻自1890年成立起就致力於救助病患和安葬赤貧者。可辨認的日籍墓穴中至少有48座由其資助，其中多為唐行小姐；而該會的慈善會員們，某種程度上正是性交易的受益者。

“這確實很奇特，“中野教授在東京視頻通話中表示，她現任東京科學大學國際數字設計管理系教授。“某些參與人口販賣的人在香港的地位遠高於在日本。這種矛盾與搖擺，正是兩個羣體最鮮明的特徵。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發現，當時深感震驚。但歷史就是如此。”

香港日本人墳場中的佐木基亞（方尖碑）墓。照片：Alexander Mak

中野於1997年來到香港，隨後在香港大學教授日本研究。她曾一度是香港日本人會唯一的女性理事。儘管該會自1982年起便參與墳場事務，並每年舉行儀式紀念長眠於此的日本人，但《有亞洲人的地方就有電飯煲：‘國民’產品如何通過香港走向全球》（2009年）的作者中野最初並未對此產生興趣（“我更關注戰後時期”）。2020年，該會啓動了一個記錄部分明治時期墓地的項目。中野參與其中，並邀請不會日語的查倫協助英文研究與寫作；正是查倫發現了《德臣西報》關於佐木基亞的報道。兩位女性意識到，跑馬地還埋葬着更多人文故事，這段被遺忘的歷史值得寫成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