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香港為何必須堅持改革公務員薪酬制度 | 南華早報

提升效率已成為全球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尤其在財政壓力日益加劇的背景下。截至去年底，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飆升至35.5萬億美元，償債支出佔聯邦開支的16%。

為此，新一屆特朗普政府成立了頗具爭議的政府效率部（Doge）以削減公共支出。但該部門缺乏獨立監管且權力集中，引發了關於透明度與公平性的激烈爭論**。**Doge採取的"大爆炸"式改革疏遠了利益相關方，這也印證了推動協作與漸進式實施對確保改革可持續性的關鍵意義。香港同樣面臨日益嚴峻的財政挑戰。公務員凍薪舉措再次引發對公共部門薪酬制度的討論，這一問題可追溯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迫於商界壓力，香港政府啓動了對公務員薪酬政策與制度發展的檢討。2002年的中期報告及首階段最終報告（本人曾參與撰寫）揭示了公共部門薪酬體系的深層次問題，並提出了改革路線圖。香港的薪酬制度仿效英國體系建立，旨在為低薪公共部門職位提供保障並吸引人才。這套公式驅動的薪級表在20世紀70至90年代本港經濟騰飛時期運作良好，當時支付能力並非考量因素。

但到21世紀初，該制度已不合時宜。2001年時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指出，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參照標準漸行漸遠，調整機制陳舊僵化，難以滿足現代化競爭型經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