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對比 | 香港令人驚訝的回收歷史 | 南華早報》
Jason Wordie
減少、再利用、回收;在全球範圍內,這句口號對於稍有環保意識的人來説都已耳熟能詳。但這些指示在香港的踐行程度如何?在這個城市,建立有效的回收流程遠比表面功夫的環保表演要困難得多。
令今人驚訝的是,一個世紀前的香港曾是高效的回收社會。每件物品都有二次用途,與今日相似,許多家庭依靠從垃圾堆中分揀可回收材料維持生計。在任何社會,回收的前提是市場對再生品存在需求——無論是玻璃瓶、新聞紙等具體制成品本身,還是可熔解/製漿後重塑為相似產品的原材料。當二次需求缺失時,回收鏈的關鍵環節便會斷裂。數十年前香港日常使用的某些可回收品(如報紙)曾供不應求。戰前約百萬的流動人口中,半文盲羣體佔比不小,他們並非報紙消費者,導致本地新聞紙產量始終無法滿足街市包裝紙的二次需求。為彌補缺口,過剩報紙需從地球另一端進口——在銅鑼灣或油麻地路邊攤購買鮮魚青菜時,發現它們用兩個月前的《舊金山考察報》或《悉尼晨鋒報》包裹實屬尋常。對於許多貧困家庭而言,隨市購物品帶回家的報紙最終會作為廁紙替代品完成其最後使命。回收利用的可能性對上一代人來説是顯而易見的。
1990年,生興廢紙金屬公司老闆李英達在其回收工廠工作的場景。圖片來源:南華早報檔案
玻璃瓶被用於家庭儲物或出售。汽水和啤酒瓶需要押金,當空瓶退回商店時,下次購買的新瓶總會便宜幾毛錢。從午餐肉到淡奶的各種金屬罐都被收集起來。煤油在烹飪和照明中的廣泛使用確保了方形煤油罐的充足供應,這些罐子由鍍鋅鐵皮堅固製成,並醒目地印有製造商商標。去掉頂部後,裝上木柄便於竹扁擔運輸,用於從市政水管接取家庭用水。沿接縫切開並錘平後,煤油罐常被用於搭建寮屋區的棚屋。新界任何路邊的垃圾箱都能直觀展示香港公開宣傳的回收計劃在現實中的實施情況。我家附近的石崗垃圾站就是典型例子。在接收樹枝到廢舊輪胎等各類垃圾的通用垃圾站旁,矗立着一排專用回收箱,每個透明塑料內襯的容器都清晰標註着對應的回收物品種類。在沒有激勵措施的情況下,無論是經濟獎勵以鼓勵遵守,還是對不參與者的處罰,這些回收箱顯然只被那些意識到自己生活被過度包裝且環境不可持續的人使用。
但僅幾米之遙,從飲料罐到香蕉皮和玻璃瓶,其他所有東西都被其他人用塑料袋打包,扔到散發着惡臭的垃圾堆上,等待收集和填埋處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家庭垃圾所用的塑料袋幾乎是唯一真正被回收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