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美國氣候倡導者如何在清潔能源敍事戰中失利 | 南華早報

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提出的“一項宏偉美麗法案”帶來的諸多災難中，有一點讓政治經濟學家們尤為刺痛。該法案激進地廢除了三年前喬·拜登政府時期引入的清潔能源補貼政策。這些補貼曾被許多人視為不受總統更迭影響，因為它們為傳統上支持共和黨的“紅州”企業創造了新就業和盈利機會。儘管特朗普控制的共和黨對綠色政策極度排斥，但普遍觀點認為他們不敢取消這些福利。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

傳統認知在哪裏出現了偏差？研究政治決策機制的學者往往聚焦於經濟成本與收益。他們認為，那些能為組織嚴密、人脈廣泛的集團創造物質利益，而以社會其他羣體分散損失為代價的立法更容易通過。特朗普法案的許多內容確實符合這一邏輯：特別是它設計了一場以犧牲窮人為代價，向富人階層大規模轉移收入的變革。

同理，對強大經濟利益集團造成集中損失的立法往往難以推進。這解釋了為何提高碳價——雖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舉措，卻會重創化石燃料集團利益——在美國始終是政治禁忌，無法真正啓動。

拜登的綠色能源計劃——《通脹削減法案》（IRA）旨在突破這一政治障礙。該法案沒有揮舞大棒（碳税），而是以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補貼的形式提供胡蘿蔔政策。這些激勵措施不僅使IRA得以通過，更被預期具有持久效力。即便共和黨重新掌權，補貼受益者也會抵制政策取消。隨着環保遊説力量增強，假以時日甚至直接打擊化石燃料也可能具備政治可行性。這些希望現已破滅。環保遊説團體確實試圖弱化法案中反IRA條款，風能和太陽能税收抵免的逐步取消被推遲至2026年年中。但儘管IRA未被完全廢除，民主黨預期的綠色轉型現已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