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 | 英美意識形態者如何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場”成功 | 南華早報

每次英國領事館給我發送關於香港發展的最新六個月報告時，我要麼嘆氣，要麼翻白眼，然後刪除。

雖然英國政府繼續聲稱這種監測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下的義務，但根本沒有具體的條約規定這種無謂且令人反感的行為需要在其當前形式下持續多久。

那麼，英國人為什麼堅持呢？首先，他們想保持道德高地，儘管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看起來越來越荒謬。其次，緊密相關的是，他們仍然無法擺脱早已結束的帝國榮耀。當然，從印度次大陸到中東和非洲，他們無法否認，英國在上世紀下半葉的去殖民化是一場血腥的事件，併為今天許多難以解決的衝突埋下了種子。無論是巴勒斯坦、克什米爾，還是自英屬印度解體以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持久敵意，英國都對所有這些承擔直接的“歷史責任”。

但可以理解的是，他們往往會忘記這種責任，更傾向於對香港承擔另一種責任。畢竟，這座城市在1990年代初期實現了與英國殖民母國的人均GDP平價，並且在此後的某些年份，儘管不是所有年份，超過了它。

殖民時期的香港無疑是一個經濟成功的故事，因此，英國人自然會為此聲稱功勞，而美國人則通過將其描繪為理想的自由市場來美化它。此外，許多香港人也相信這個神話；我知道我曾經相信過。

但正如已故政治學家西摩·馬丁·利普塞特著名所説，“一個只知道一個國家的人並不知道任何國家”。與其他東亞或甚至戰後歐洲經濟的發展相比，這座城市的經濟殖民歷史究竟代表了什麼，實在是不清楚——也就是説，代表了哪個經濟學派，哪個政治意識形態，或者根本沒有？

由於根據極右翼的傳統基金會和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説法，這座城市是有史以來最自由的自由市場，因此它顯然是一個異常值，因為大多數其他戰後經濟體通過（凱恩斯主義）混合經濟和國家規劃取得了可比甚至更大的成功——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產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