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成：敍利亞驚變展示第三世界轉型難題 | 聯合早報

敍利亞的阿薩德政權12月初在兵力裝備均處於劣勢的反對派打擊下，出人意料地迅速瓦解。過去兩個星期的輿論場，絕大多數觀察者都認為，阿薩德政權脆斷的根本原因在於喪失合法性。這種觀點儘管揭示一部分問題本質，但並未充分闡明此次劇變背後的歷史因素以及政治邏輯。筆者認為，20世紀以後的阿薩德政權，很大程度上重演“托克維爾陷阱”下法國波旁王朝“專制—改革—革命—復辟—脆斷”的命運：2024年阿薩德政權的終結，和1830年波旁王朝在市民暴動面前的脆斷異曲同工。

專制、改革、革命的歷史路徑

儘管在1960年代軍官革命以後，老阿薩德聲稱自己建立的是一個大阿拉伯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然而，其家族、統治核心圈和軍官團，皆由在敍利亞人口中只佔極少部分的阿拉維派回教徒所主導，民族國家的理想很難超越維護政治基本盤利益的現實考量。民族鄉土小圈子統治的敍利亞，沒有成為諾獎得主阿西莫格魯等人所言的“發展型威權主義”——這要求統治集團將自己視為現代國家管理者，並樂意為全體國民福祉而工作，以此獲得國民支持；反而越來越靠近18世紀歐洲的王朝模式——統治小圈子不屬於主體民族，統治大於治理。

蘇聯鐵幕崩塌以後，阿薩德父子標榜的“社會主義”願景破滅，不得不進行某種程度的市場主義改革——簡政放權、鼓勵民營經濟、將一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儘管在掌握輿論的進步派知識分子看來，“改革“是具有天然政治正確性的詞彙，誰反對”改革“誰就是社會發展的絆腳石，但許多人幾乎忘了，小阿薩德在2000年代的西方就被認為是改革派，深受西方影響的妻子也在西方媒體中享有“沙漠玫瑰”的美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