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專輯 公園午夜遊記:《公園》的敍事空間與虛實交錯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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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的公園有什麼?由全素人組成的台灣電影製作團隊“你哥影視社”製作的首部長片《公園》(Taman-taman,2024)給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看完電影后也不一定有一個答案。電影從兩個在台的印度尼西亞籍學生開始,兩人在公園聊天:從來台的經驗到自己的家鄉再到自己的未來。公園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可以容納下所有人、事、物,所有真實的、虛構的東西都出現在蘇育賢的《公園》。電影中出現了大量的馬來詩歌(puisi)、工人們經驗的口述或轉述,也有許多有劇本的部分。《公園》與其説是一個紀錄片或文獻紀錄片(docudrama),倒不如説是一個虛擬的空間,當真假混雜時,誰真誰假怎麼區分?這也是《公園》所提出來的命題。
據導演所説,台南公園是移工們週末的聚集地,他的上兩部短片《工寮》(2019)以及《宿舍》(2021)中的工人也是在這邊認識的。導演沒遵循傳統紀錄片的拍攝手法,拿着一台攝影機到台南公園拍攝這些移工,而是讓這些在台的印尼籍移工或學生或詩人,在一個新的空間重新演繹他們的身份。電影的第一個鏡頭就像觀眾揭示了這是一部“被製作出來的”電影。當兩個學生在交談時會刻意隱藏一些事,正如導演也刻意讓觀眾知道他的意圖:畫外的幕後人員入侵電影的幕前,幕後的翻譯員正在嚮導演翻譯他們正在説什麼。第一個鏡頭揭露了意圖,電影之後的部分就在於構建一個空間,讓事情發生。
警衞亭成為了Ini Radio Yinni的根據地,兩人在這裏分享了他們所收集到的故事以及詩歌。(你哥影視社圖片)
如果觀眾要去計較電影的什麼部分為真、什麼部分為假,那將會是一個極其痛苦的事情。電影中固然有些很明顯是虛構的部分,如兩人所設立的午夜電台,Ini Radio Yinni(“這是印尼電台”)。電台是虛構的,但裏面的故事聽起來又那麼的真實,身為觀眾應該如何區分呢?
導演在訪談中提到,電影中的警衞亭電台是他的主意:“警衞亭成為廣播電台的發想是取自小時候的回憶。小時候我在公園參加寫生比賽,第一次發現公園的石頭喇叭,在造型上就感受到很強烈的趣味,好像它會突然冒出聲音。後來每當我去公園的時候,就會覺得公園像是透過喇叭在跟你説話。至於它究竟在跟誰説話、要傳遞什麼訊息,讓我覺得很有趣,可以把它理解成現實世界的某種神秘物件。”
午夜電台Ini Radio Yinni的想法也是其中一位主角的想法。諸如此類的合作在電影中俯拾皆是,這讓裏面的“故事”是有機地發生,導演的權力被下放,電影中的人物角色能用自己的方式發生,並對電影的製作提出看法。這種民主的創作模式與《工寮》以及《宿舍》中使用創作坊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台南公園在電影裏不僅僅是一個實質存在空間,同時也是一個創意空間以及互動空間,讓兩個來自不同地域的人在這個空間交換想法,創造出一個新的敍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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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在午夜的台南公園,分享各自收集到故事。(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提供)
然而這樣的敍事空間仍有值得叩問的地方。回看電影的製作方式,導演一開始在網絡上徵集故事,之後再讓兩位詩人/演員用詩歌或電台廣播的形式念出來。但是這樣的做法讓這些移工的故事得到了文學的加工,又通過不同的媒介或形式表現出來,這當中是否存在着一些資訊上的流失?換言之,每個移工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他們個人且獨特的移民經驗在這樣的過程中被消解或扁平化?這些不同的經驗又應該如何處理才能稱之為“妥善”?《公園》的創作手法似乎也説明了一個困境:無論權力如何被下放或平等地分配,都無法改變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天生的不平等關係。《公園》在這裏並非要解決這個問題,而是通過虛實交錯的手段去彌補對移民/工羣體的認知落差,讓他們的聲音成為主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剝削移民的敍事。
虛實交錯的影像以及不同故事的展現在這部電影不只是要展現某種真實,同時也讓觀眾看到敍事的力量。回到電影的“劇情”上,兩人每天下午都在公園內蒐集故事,並在晚上整理成詩歌或故事,通過電台朗讀出來。這些故事或敍事起到的還有一種集體療愈的功能。電影的結尾大家都在警衞停外排隊,迫切地想要分享各自的故事。故事的共享凝聚了羣體,大家都在分享以及聆聽故事中得到療愈。坐在黑暗的影廳裏,觀眾也在聆聽這些故事,換言之觀眾也在這個被分享/療愈的羣體內。午夜的公園成為了某種療愈的空間,它是一種開放性的邀請,讓觀眾重新審視自身與他者的關係。
作者簡介P :家在橋的另一段,電視訊號跨越一座橋的距離,在清晨六點雙眼惺忪的時刻來到我家電視前,播放着新加坡國歌。電視上播着梁志強的《跑吧!孩子》《小孩不笨》或陳子謙的《881》,鑄成了我童年的一部分。很多年後,定居在新加坡這片土地上,真正開始去探索新加坡電影的時候才發現,我童年的那一個部分原來只是整個圖景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