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專輯時間都去哪兒了:王兵《青春》三部曲中的時間政治與日常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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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王兵去年在戛納電影節(也作康城影展)開始了他的《青春》之旅,從〈春〉到〈苦〉到〈歸〉,攝影機跟隨這些在織里的工廠裏工作的青年,見證他們的青春是如何被編織進每日幾百件的童裝裏。這場關於織里的旅程從2012年拍攝《三姊妹》時遇到的幾位女子開始,後來孕育出了2016年的《苦錢》、2017年的《方繡英》以及長達15小時的裝置藝術《15小時》再到2023、2024年首映的《青春》三部曲。織里成了王兵紀錄片的一個新據點,未來織里的故事會否再繼續值得影迷繼續期待。
《青春》三部曲説的是織里的故事。織里是一個靠近上海的小鎮,鎮上有大概1萬8000家紡織工廠,專門生產童裝。《青春》記錄這些在紡織工廠度過青春歲月的工人們,他們的生活。
青春一詞所指代的是對時間的感受,它糅合了現在和過去,而王兵的織里故事也囊括了過去和現在。《15小時》將一個紡織廠工人的一天——滿滿的15小時的工作時間,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銀幕內和外的時間是重合的,觀眾在觀看勞動的同時,也正在經歷某種勞動(觀眾被鎖在狹小的座位,無法恣意移動)。《15小時》提供的是一種對於時間的直接感受,時間通過另一種形式被展現出來。當我們觀賞一部15小時的電影時,觀眾大概會考慮的其中一個問題是:這部電影值得花費15小時去看嗎?裏面有什麼事情發生?前者所問的是關於時間的經濟問題,而後者則是關於時間的政治問題,這也是王兵的電影中兩個最重要的母題之一。
《15小時》和《青春》最大的區別在於兩者處理時間的方式,前者屬於一種極端的時間展演,通過時長來達成其目的;後者則是將時間壓縮,通過剪輯來構建敍事結構,展現了時間被壓縮後的有機樣態。換言之,《15小時》是讓時間顯現工人一天15小時的工作時間;《青春》將幾千小時壓縮成接近10小時的影像。
電影有了小説般的質感
當《青春》以三部曲的形式發行時,其中最大的考驗便是對素材的處理以及段落的選擇,像小説一樣:該在哪裏斷、哪裏起、哪裏分章、哪裏分段。 電影最成功的一點在於對素材的選取以及拼接是十分有機的,從段落到段落的轉換並不突兀,觀眾能很快沉浸到下一個段落裏去。精準的段落選擇造就了精確的結構,讓電影有了小説一般的質感。不同人物的敍事層層交疊,隨着鏡頭的推進,觀眾也隨之潛入不同紡織工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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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所採取的剪輯思路並非簡單的一人一節,有些小節會有不同人物的出現,比如〈苦〉中的一些部分談到工人的薪資慘遭剋扣,工人們自發組織起來派了個代表和老闆討價還價,其餘的工人則躲在樓上的紡織間或討論或等待。每個個體在電影裏都得到了尊重,攝影機記錄的是人的狀態。剪輯上的選擇讓事件自然發生,無論是日常的打鬧嬉戲或半年一次的工資結算和老闆吵架、討價還價,觀眾看到的是一些片段被有機的切碎、重組,讓這些不同的小節在敍事結構中各司其職。
女工人的舅舅氣憤地罵了她,並把她的禮物全都丟在地上。(Pyramide Films圖片)
“你的電影什麼時候完?”〈苦〉裏面的人物對攝影機説道。
這樣的對話在電影裏皆有出現,這也讓觀眾意識到攝影機的在場。攝影機的在場意味着我們必須要面對人物的不完整性,即被攝者不一定會把所有的權限(access)給攝影機。然而,《青春》的攝影機被賦予了極大的權限,甚至是看似是剝削者的老闆,在工人與之討價還價的部分依然露面。王兵的電影不僅僅是觀察性的記錄,同時也融入被攝者的生活,工人們把王兵當作是朋友,而非只是紀錄片導演。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那些看得見的日常生活和看不見的議題才能被看見。
婚禮標誌着他們青春的結束,但是不是有標誌着另一種苦難的開始?(Pyramide Films圖片)
就像那個人問攝影機的,電影什麼時候完?電影有終結的時候,但這些工人的日常和青春就這樣被縫紉機的聲音漸漸消磨,他們的青春隨着電影的結束而消逝。當然,電影裏還討論了許多更大的社會議題,比如城鄉對立、資本對基層勞工的剝削、勞工權益,甚至是觸及了更大的社會議題如2011年的織里騷亂等。但王兵的意圖不限於此,他關注的是這些人當下的狀態。攝影機作為一個時間機器,記錄了這些勞動者的青春是如何被埋藏在織里的紡織廠和他們的迷茫的未來裏。這種記錄不是憐憫式的上帝視角記錄,也不是純粹而冷靜的觀察式記錄,而是富有温度且保持距離地記錄,幾乎就像是王兵在問觀眾:“我有一些關於織里的故事,你有沒有興趣聽聽?”的感覺。
作者簡介 P :家在橋的另一段,電視訊號跨越一座橋的距離,在清晨六點雙眼惺忪的時刻來到我家電視前,播放着新加坡國歌。電視上播着梁志強的《跑吧!孩子》《小孩不笨》或陳子謙的《881》,鑄成了我童年的一部分。很多年後,定居在新加坡這片土地上,真正開始去探索新加坡電影的時候才發現,我童年的那一個部分原來只是整個圖景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