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奕:阿赫瑪託娃——路過太陽 石頭流淌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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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學二年級成為少先隊員,五年級榮升大隊委,初二入選團幹部,高中就出國留學。牧童遙指西西伯利亞,那方寒流來襲,歷史紅温區還散發着餘熱。零零後的基本配置,爺爺奶奶通曉俄語,爸爸媽媽洞察鋼鐵是如何煉成,上學忘帶紅領巾就會罰站一上午。我們小學校的所有小孩,都有苦大仇深的蘇聯文學閲覽史。
幾年過去,時代萎縮的速度,比我們成長的速度都要快。我們在某個時刻,或炮彈相撞,或生活疲乏,杏花村已在南山上,我們如此放棄了蘇聯文學以及它背後的,也不再相信苦難神話。成為大人的身份政治,就只是做一個普通的打工人,普通得沒有記憶。眾生皆忘,一個巨人雖已隕落,但骨骼經脈還在頭頂上方,童年深處和祖輩的僵硬口舌裏。
阿赫瑪託娃曾在那樣的記敍體中,體驗着同樣的時代之快,生命之慢。她是殘留的知識貴族,新興的蘇聯不認可,鬥她是修女兼娼妓,神神叨叨加之閨怨淫蕩,形同北宋李清照,生當作人傑卻人比黃花瘦(敬請參閲相關論文論述)。很久之後,阿赫瑪託娃才晉升為俄羅斯詩歌史的月亮,太陽很早以前就是普希金了,月亮因太陽而亮,肋骨抽出來才有女人。在中小學那麼多的閲讀任務中,一個女性詩人會被稱為女詩人,抒情所以不看。
我們接觸到的歷史很平面,讀着古詩詞的同時聽歐美流行音樂,看着基督山伯爵用着爽文理解法。摺疊的電子屏幕,也摺疊了時間事件,而當播放器聲音也統一無誤,主流便出現了,既平平又泛泛。時代不是巨輪滾滾而來,而是可暫停剪輯的多重連續劇,一個情節解讀可以對應到多部戲,重蹈覆轍是為致敬經典。但阿赫瑪託娃接觸到的是,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歷史。
以上種種他們要簡化文學工具,把最切實際的餵養給孩子,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把蘇聯文學,當成小時候熱愛世界的體驗,我眼看着那種文化主體遠離我。讀阿娃像長大後的一場解禁,我沒有了之前的身份,終於能看得到她,我可以稱呼男性詩人為男詩人,我帶着目的讀她,她沒讓我失望。她用非主流身份,想象深層次生活,把歷史未曾袒露的那一面,靜靜翻給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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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瑪託娃的詩大多簡短,像流動着的靜態圖片。畫面中通常安插兩個人,把愛情的弓弦拉滿拉彎,然而比戲劇還快速的鏡頭,會再將濃情蜜意砍成激情褪去。一個空鏡陳述的結局,卻始終讓人忘不了鏡頭外的主角。小説通過眾多細節完成敍事功能,詩歌以最重要的細節達成目的,讀最短的詩,就需要最長的想象力。
在工人洪流中,她寫愛慾與悲憫,她的世界是她的產物,這便足夠。她的尾句是判決書,像圓舞曲的終章戛然而止,而餘音仍在讀者心中播放,想象的列車無法停下。她會説完*“我們全是酒鬼和蕩婦”後,描述尋常的宴會場景,一個“我”遭遇一個“你”,結尾卻驚心動魄,“那個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她命中註定要下地獄。”*(《這裏,我們全是酒鬼和蕩婦》)。
她的詩必須完整地讀,否則不可理解*“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最後的歌吟》),也不明白為什麼“我要連根殺死我的記憶,/我要把心兒變成石頭,/我要重新學會生存——”*(《安魂曲》)。這些看起來沒什麼智慧的陳述句,更新不了任何思維,但一旦關鍵的積木插入原詩,那塊碎片才變得如此耀眼。
阿赫瑪託娃從那個易朽的時代,來臨我們這個速朽的時代,評論家説她先在“室內抒情”,後期才為民族而歌,以此高下立判。她的河流確實有如此轉向,但孰高孰低,一切是她有意識的聲音。而對於又平又泛的我來説,我只想謝謝她,曾經流淌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