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國網民“反殺熟”對抗平台價格歧視 | 聯合早報

“不去了，機票漲那麼多，虧我那麼任信你，天天看，越看越漲，辜負了我對你的期待。”

過去幾周，中國社交平台小紅書的評論區頻繁出現類似貼文和留言。許多網民因不滿機票價格太貴，試圖通過“反向馴化”大數據，干擾算法迫使票價回落。

一些網民還將賬號偽裝成新用户，以影響算法對其身份的判斷。這種與大數據博弈的“反殺熟”舉動引發網民廣泛效仿，演變成一種集體抗議平台價格歧視的行為。

所謂“殺熟”，指的是商業平台利用大數據分析用户的消費習慣，實施價格差異化，為熟客定製高於新用户的價格。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策略與政策系講師徐樂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指出，傳統商家難以精準判斷消費者的支付意願，而今平台經濟藉助大數據和科技，價格歧視已成為市場普遍現象。

她説：“在利潤空間允許的情況下，商家希望為不同消費者設定差異化價格，實現收益最大化。這種做法能有效避免因統一定價而失去潛在客户，進而提升整體利潤。”

由於春節臨近，大學生劉芸麗近期一直關注回家機票的價格。她受訪時透露，她在網上抱怨價格過高後，票價就從1000多元人民幣迅速降至500多元人民幣（1000元人民幣約186新元）。

她説：“我舍友在同一時間搜索到的同張機票，價格比我貴了200元人民幣。這真的很神奇，反向馴化算法好像真的有效。”

對於“殺熟”現象，劉芸麗聲稱自己也常是“受害者”。她舉例説，她常用團購套餐，但買多後，價格反而上漲，與同學相比貴了三五塊錢。

她説：“我覺得很不公平，難道我們這些忠誠用户不應該享受更多優惠嗎？為了不被算法‘算計’，和朋友一起出去時，我就先看看價格，乾脆讓別人先買，然後我再轉賬給她們。”

香港大學商學院戰略與創新副教授王硯波受訪時指出，隨着互聯網和移動支付的普及，年輕人可以輕鬆獲取大量商品信息、價格對比和優惠信息。“這使得他們對價格的敏感度更高，隨時隨地都能快速瞭解商品的最優價格。”

徐樂則認為，年輕人對價格的敏感度離不開大環境。她指出，中國年輕人近期的就業前景不容樂觀，使得他們在經濟壓力下，更加理性消費和精打細算。

從更高層面看，年輕人“反殺熟”行為反映他們隱私保護意識的逐漸覺醒，以及對平台信任度的下降。

新加坡管理大學戰略與創業學副教授陳亮受訪時指出，過去的年輕消費者在數碼經濟更多是被動的參與者。然而，隨着信息普及和消費者意識提高，他們不甘於成為數據和算法的“犧牲品”，開始通過各種方式主動抵制平台的算法操作。

陳亮將消費者與平台的關係比作“大衞與歌利亞”。“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們希望掌控自己的數據命運。原先盲目相信算法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

徐樂認為，“反殺熟”行為實際上是將傳統的討價還價轉到平台上。她解釋，在傳統市場中，消費者通過與商家的來回議價尋找自己的支付意願，而在數碼平台上，這一過程由算法替代。

她説：“消費者在平台上看似沒有直接的發言權，但實際上他們擁有選擇的空間，可以選擇不買，轉向其他平台，或調整購買時機等。消費者通過與算法的互動，實現‘討價還價’。”

至於網民的“反殺熟”行為是否有效，受訪學者認為，這些方法在短期內可能奏效，但對長期價格的影響有限。

陳亮指出，平台通常會分析用户評論的情緒，判斷反饋是積極還是消極。同時，平台也會追蹤用户的點擊行為、停留時間、頁面滾動等，評估用户是否對推薦內容感興趣。

他説，如果用户減少互動或反饋“沒有興趣”，這些反向操作可能會影響平台的算法，進而調整推薦內容，甚至促使平台提供更多優惠，以吸引用户繼續留在平台上。

但陳亮強調，隨着時間推移，平台會不斷優化算法，消費者與平台之間的博弈可能會形成一種“軍備競賽”。

他説，這種無休止的拉鋸戰對數據應用的健康發展不利，反而可能導致消費者對市場產生不信任感，從而抑制消費。

王硯波認為，大數據平台能通過用户的行為軌跡、消費習慣、地理位置等多維度的數據積累，全面洞察消費者的真實情況。

他説：“從大數據的角度來看，這些表面上的變化不過是噪音。大數據對你的瞭解，遠超你對自己的認知。”

去年11月下旬，網信部宣佈開展專項行動治理網絡平台算法，嚴禁利用算法實施大數據“殺熟”。事實上，官方自2018年以來，已多次提出加強對網絡平台反壟斷和價格監管的舉措。

王硯波認為，政府要監管“殺熟”行為，首先需要判斷是否存在價格歧視。但由於平台數據龐大且算法複雜，信息收集與分析需要大量時間和技術能力，單靠政府機構進行全面監管面臨巨大的技術和資源挑戰。

他強調，這一問題是全球市場普遍面臨的挑戰，並建議政府建立更加完善的監管體系，尤其是在數據收集、存儲和利用方面，制定明確的標準和監管機制，從信息源頭對平台行為進行嚴格審核。

他説：“官方可以考慮允許律師事務所、消費者組織等第三方獨立機構，收集並驗證平台的價格歧視行為。”

陳亮認為，從另一個維度來看，“反殺熟”現象是積極信號，表明消費者開始更加重視個人信息保護，並意識到平台存在價格歧視行為。

“這種變化反映消費者更關注平台責任和透明度，預示着問責文化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