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來源地受害者拯救者“三重身份”交織 中國難解東南亞跨境詐騙迷局 | 聯合早報

中國人被拐至緬甸詐騙園區的現象近日引發高度關注，在中國民間一片震怒的情緒中，人們不禁要問：東南亞詐騙亂象已持續多年，中國近兩年尤其加大打擊力度，為何仍無法將詐騙集團斬草除根？

這背後既涉及東南亞各國複雜的國情，也關乎中國在這場危機中扮演的多重角色。研究國際衝突議題的美國和平研究所去年發佈的《東南亞跨國犯罪》報告如此形容中國的定位：它既是犯罪網絡的來源地和推動者，也是詐騙活動的受害者，同時又是打擊犯罪的關鍵執法力量。

三重身份特性相互交織而矛盾，使得剷除跨境詐騙的任務更加複雜，也讓許多中國人至今仍深陷犯罪漩渦。

詐騙網絡起源於中國境內

當前東南亞的許多詐騙網絡可追朔至中國境內。本世紀初，隨着手機和互聯網普及，電信詐騙歪風逐漸蔓延，先後形成以台灣人為骨幹的“台灣系”和具家族和宗族化特徵的“大陸系”詐騙集團。

延伸閲讀

[緬甸克倫軍承諾打擊電詐園區綁架與強迫勞工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1_20_734207) 多名民眾被困 香港上調緬甸東南旅遊警示至紅色 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學院副教授謝玲2021年發佈的一篇論文提到，兩岸警方加強打擊詐騙活動後，“台灣系”和“大陸系”詐騙犯從2009年起陸續將窩點轉移至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

在這些法律監管力量薄弱的東南亞國家，犯罪團伙找到了繼續滋生的土壤。詐騙網絡尤其滲透緬甸克欽邦、撣邦和金三角地區，中緬邊境開始聚集成千上萬的詐騙犯，專門從事針對中國民眾的詐騙活動。

在緬甸的詐騙團伙獲得軍政府和地方割據勢力的包庇，在緬北以“經濟開發區”為幌子經營詐騙中心，在緬泰邊境則開設非法網絡賭博中心。 

這些犯罪團伙的中國頭目想方設法規避監測和取締。《財新》曾報道，一名涉境外非法經營博彩業而被中國列為逃犯的湖南男子佘智江，2017年在緬甸搖身一變，以柬埔寨僑領身份興建“科技園區”，還將項目標榜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實則是在運營網絡賭博業務。

佘智江的身份後來被揭穿，國際刑警對他發出紅色通緝，泰國警方2022年將他逮捕，但大量不法收入已轉移境外。《東南亞跨國犯罪》報告披露，佘智江早前還與不同中國國企、準政府組織和商業協會合作，興建緬泰邊境的新城。

報告作者之一、美國和平研究所緬甸項目主任塔爾（Jason Tower）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進一步説，這些國企當時理應知道，它們正接受來自一名逃犯的合同，但他們仍選擇這麼做，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迫切想展示“一帶一路”項目正在順利推進。

一條“中國人騙中國人”的犯罪鏈條逐漸形成。位於境外的詐騙犯以高薪為餌，誘騙在中國的同鄉出境打工，隨後將受害者送往詐騙團伙的控制區，迫使他們參與詐騙併成為產業鏈的一環，使得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界限變得模糊。

研究中緬課題的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非常駐研究員迪哈（Amara Thiha）受訪時指出，經濟不景確實讓更多中國人想出國尋找機會，因此更容易掉入詐騙集團的圈套。

他指出，詐騙中心的工作其實也不簡單，因為工作內容涉及科技的操作，也需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因此，詐騙中心鎖定的更多是受過教育，但無法在就業市場找到合適工作的年輕人。

中國加緊取締但斬草難除根

面對日益猖獗的跨境詐騙和人口販運，尤其中國受害者不斷增加，中國政府近年加大取締力度，包括採取外交手段，例如對緬甸軍政府直接或間接施壓。

近期較顯著的例子是：2023年10月27日，由民地武果敢同盟軍、德昂軍和若開軍組成的“三家兄弟聯盟組織”，向緬甸軍政府發動攻勢（俗稱1027行動）並佔領大片領土，重挫軍政府。當時，中國一改勸和姿態而不干預，外界普遍認為是在默許地方武裝的行動，因為該聯盟宣稱行動目標包括打擊緬北的電信詐騙。

“1027行動”後，緬北大批涉電信詐騙的中國人被遣送回國。中國乘勝追擊發出通緝令，之後也成功將緬北電詐四大家族的重要頭目逮捕回國。

雖然中國的打擊行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演員王星被拐的最新事件也顯示，搗毀緬北詐騙網絡不代表已根本上解決問題。

美國和平研究所緬甸項目主任塔爾指出，剛在上月底，中國剛就緬北明家犯罪集團提起公訴，向外界展示中國打擊電詐集團取得的成果。然而，幾天後爆出的王星事件卻表明，犯罪集團反而變得更強大了。

近日，越來越多中國民眾受困緬甸電詐園的案例也浮出枱面。一份名為“星星迴家計劃”的互建文檔就在網上傳開，當中記錄了近2000條由失蹤者親友留下的求助信息，許多人苦苦哀求中國政府出手拯救失蹤親友。

面對洶湧輿情，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星期四（1月16日）在北京會見亞細安10國駐華使節，呼籲相關國家採取強有力措施打擊電詐。隔天，中國公安部通報，已與泰國警方聯手抓獲12名境內外嫌犯。

塔爾指出，中國當前取締行動面臨的一大挑戰是犯罪團伙的流動性。他解釋，犯罪網絡在東南亞許多國家深深紮根，很容易就能從緬甸妙瓦底等地區轉移陣地，像是遷徙到同樣被視為電詐活動温牀的鄰國柬埔寨，而當地政府缺乏政治意願去打擊這些跨境罪犯。　　

面對上述情況，東南亞又缺少有效的跨國協調和執法機制。史汀生中心研究員迪哈指出，當前各國責任劃分並不明確，須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協調，或與個別國家內政部門或警方合作，“整個過程非常漫長，期間詐騙犯可能已逃之夭夭”。他因此認為，東南亞國家長遠而言須建立共同框架，制定政策和項目來監控局勢並剷除問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助理教授何子恩受訪時則指出，中國政府須與東南亞國家政府深度合作，才能追查在中國管轄權以外發生的罪案。不過，即使中國得到一些國家中央政府的支持，有礙於後者治理能力的短板，仍會有一些地區無法進行有效執法。

在塔爾看來，跨境詐騙已演變成全球性問題，“中國沒有辦法自己解決”，各國須共同領導並應對，美國也需要與其夥伴和盟友合作，應對跨境詐騙帶來的危害。

他認為，中國若能與他國共享信息，特別是至今打擊行動中收集到的證據和情報，包括其他國家受害者的信息，這將有助他國警方追查和懲治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