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社羣及強大國家可並存 兩者都能對改善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 聯合早報

國家力量強大並不意味着社羣的力量必然得縮小，新加坡應探討如何讓國家和社羣作為兩股強大力量彼此共存，讓兩者都能對改善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星期一（1月20日）主辦的“新加坡透視論壇2025”，以“社羣”為主題。

英國牛津大學布拉瓦特尼克政府管理學院實踐研究員亞倫瑪年（Aaron Maniam）博士，以及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契連·喬治（Cherian George），在首場座談會上就“社羣與國家”主題發表演講時，皆強調了國家和社羣維持強大力量的重要性。

亞倫瑪年指出，無論是在新加坡或其他國家，社羣都可形成一股正面的力量，對社會發揮強大的建設作用，但它也可成為一股消極的民族主義排外勢力。另一方面，國家可採取家長式的治理方式，但它也可選擇扮演一個“推助者”（enabler）的角色，協調和整合各方力量，為社會取得更大的成效。

亞倫瑪年認為，我國應探討如何促進強大的社羣和國家相互共存，彼此尊重並願意協作。這意味着社羣能夠接納和包容多元，而國家也願意同社會各方配合，並將不同意見納入決策過程。

延伸閲讀

[新加坡持續成功關鍵 唐振輝：保留多元空間建立堅實集體意識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1_21_734510) [新加坡人摯友漸少 更傾向與收入水平相當者來往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1_21_734497) 契連·喬治則認為，能力強大的國家和活躍的社羣之間，並不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

他指出，我國政府長期以來能夠回應人民的訴求，本地社會不至於像一些國家那樣兩極化，或因長期對未來感到不安而陷入民粹主義。此外，本地主要政黨不以種族為基礎，也減少爆發社羣或宗教衝突的風險。

然而，他認為本地社羣的發展不盡理想，問題並不在於政府或國家過於強大，而在於人與人之間仍欠缺互信，尤其是對於持非主流意見者。這可能妨礙本地社羣力量的茁壯成長。

“我不認為人們會申訴國家的能力太強。新加坡模式的缺陷在於人們理所當然認為，一個有能力的國家就須是獨斷的，並且不能容忍強勁的政權競爭，以及公民社會人士的反對聲音。”

契連·喬治引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阿杰姆奧盧（Daron Acemoglu）和約翰遜（Simon Johnson）合著《狹窄的通道：國家，社會，以及自由的命運》一書的觀點指出，能力強大的國家，以及活躍的社會可以並存，並且能相互推進，提高彼此貢獻社會的能力。

他也主張新加坡仿效愛爾蘭的做法，不時透過由下而上的公民大會（citizens’ assembly），討論政策等民眾關心的事務。

本地智庫創辦人：我國具備落實改變的社會資本

首場座談會也邀來本地智庫Research For Impact創辦人熊淑妍當討論者。她指出，人們希望國家和社羣完成的社會建設工作，往往須投入很長時間去落實，過程未必順暢而且充滿變數。

她認為，我國具備落實改變的社會資本，本地社區團體和政府機構都努力尋求合作途徑。

“社區團體須學習與政府機構溝通，以便掌握所需的資源……另一方面，我們也在引導國家及慈善捐助者瞭解這些團體的觀點，通過資助和其他援助方式，協助它們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