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聲：實施教育改革須拿捏時機 執行速度按社會轉變步伐而定 | 聯合早報

教育改革須拿捏時機，教育部長陳振聲以分流制度和雙語政策為例，講述決策者當年落實兩項政策時，如何因時制宜，分別採取一急一緩不同策略，按社會轉變步伐，調整執行政策的速度。

陳振聲星期二（2月11日）在一場教育部、國立教育學院，以及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聯辦的講座上發表演説時，回顧新加坡戰後以及獨立以來60年的教育體制發展歷程時説，我國為提升教育制度而落實轉變的過程中，須懂得判斷時機。

“時機是最關鍵的。我們須具備敏鋭的直覺，知道何時須堅定信念，引領大家前行，而什麼時候又應該運用智慧，根據社會轉變的步伐，調整執行政策的速度。”

以分流制度來説，陳振聲指出，1979年，社會並未廣泛接受這個政策，時任副總理吳慶瑞以及其他建國時期的領導人仍然決定將它推行。

“不推行這項政策，在政治上遠遠更有利。但這也意味着，我們會面對高輟學率和識字率低的問題。最終，這對教育體制或整個國家來説，都是不利的。因此，我們做出權衡，以短期的損失，換取長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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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2_05_737339) 陳振聲指出，分流制度根據學術和語言能力，將學生編入不同源流，讓學生按各自學習進度和強項，接受教育和栽培，學術成績方面，幾年後就顯著改善。

然而，隨之而來的學業競爭、對分數過度重視，以及學生無形中被標籤化等現象，多年來讓分流制度遭受批評。2024年，本地中學全面實施科目編班，取代了分流制。

陳振聲説，教育部在時機成熟，也就是學校具備能力和資源的情況下，讓學生過渡到科目編班計劃，以緩解標籤化現象，回應學生的不同志向和期許。

另一方面，即便我國對教育系統進行結構性調整，雙語政策始終是本地教育制度的基石。但陳振聲指出，政府當年推行這項語言政策時，選擇漸進而非速成的方式。

“我們並沒有立即關閉母語學校，而是等待條件成熟。我們是在啓動雙語教學的接近20年後，才將英語作為學校的主要教學用語。”

我國早期的學校分為英校、華校、馬來學校，和淡米爾學校。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時，半數學生就讀母語學校，他們相對較少機會鍛鍊英語讀寫能力。此外，各語言源流學校有自己的課程和考試要求。

自治邦政府在1960年推行一項雙語政策，規定英文為小學必修課，中學則在1966年實施。

陳振聲説，在學校推行規範化的語言政策，當時不能倉促執行，須等待合適的時機，以及經濟環境和家長的選擇發生轉變。

“思維的轉變需要一代人的時間。逐漸的，家長意識到，能用英語溝通的學生，就業前景更好，也就相應地為孩子報讀英校。到了1984年，非英語源流課程招收同屆不到1％的小一生。政府那時才開始將學校教學用語規範為英語，並在1987年完成這項工作。”

但陳振聲指出，人們的思維和社會文化也須改變。如果人們不拓寬對成功的定義，無論教育部如何推行教改，都無法減少學生的壓力，也無法讓學生的多元才藝和強項受到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