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聲：教育改革須按社會轉變步伐調整速度 | 聯合早報

教育改革須拿捏時機，教育部長陳振聲以分流制度和雙語政策為例，講述決策者當年落實這兩項政策時，如何因時制宜，分別採取一急一緩的不同策略，按社會轉變步伐，調整執行的速度。

陳振聲星期二（2月11日）在一場教育講座發表演説，回顧新加坡自二戰後以及獨立以來60年的教育體制發展歷程。他説，決策者在落實教改的過程中，須懂得判斷時機。

“時機是最關鍵的。我們須具備敏鋭的直覺，知道何時須堅定信念，引領大家前行；什麼時候又應該運用智慧，根據社會轉變的步伐，調整執行政策的速度。”

以分流制度來説，陳振聲指出，在1979年時，社會雖未廣泛接受這個政策，時任副總理吳慶瑞以及其他建國元勳仍決定推行。

“不推行這項政策，在政治上遠遠更有利。但這也意味着，我們會面對高輟學率和識字率低的問題。最終，這對教育體制或整個國家來説，都是不利的。因此，我們做出權衡，以短期的損失，換取長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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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2_12_738871) 他指出，分流制度根據學術和語言能力，將學生編入不同源流，讓學生按各自學習進度和強項，接受教育和栽培，幾年後極富成效，輟學率大為降低，學術成績也明顯改善。

然而，隨之而來的學業競爭、對分數過度重視，以及學生無形中遭標籤化等現象，多年來讓分流制度備受批評。2024年，本地中學全面實施科目編班，取代分流制。

陳振聲説，待時機成熟，也就是學校具備能力和資源的時候，教育部讓學生過渡到科目編班計劃，以緩解標籤化現象，回應學生的不同志向和期許。

另一方面，即便我國對教育系統進行結構性調整，雙語政策始終是教育制度的基石。陳振聲説，政府當年推行這項語言政策時，選擇漸進而非速成的方式。

“我們並沒有立即關閉母語學校，而是等待條件成熟。我們是在啓動雙語教學近20年後，才將英語作為學校的主要教學用語。”

我國早期的學校分為英校、華校、馬來學校和淡米爾學校。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時，半數學生就讀母語學校，他們相對較少有機會鍛鍊英語讀寫能力。此外，各語言源流學校有各自的課程和考試要求。

隨着英語能力在就業市場佔優勢，以及為了避免語言斷層線加劇，自治邦政府在1960年推行雙語政策，規定小學生必修英文，中學則在1966年實施。

陳振聲説，當時不能倉促執行在學校推行規範化的語言政策，須等待合適的時機，以及經濟環境和家長的選擇發生轉變。

“思維的轉變需要一代人的時間。逐漸的，家長認識到，能用英語溝通的學生，就業前景更好，也就相應地為孩子報讀英校。到了1984年，非英語源流課程招收同屆不到1%的小一生。政府那時才開始將學校教學用語規範為英語，並在1987年完成這項工作。”

但他指出，人們的思維和社會文化也須改變。如果人們不拓寬對成功的定義，無論教育部如何推行教改，都無法減少學生的壓力，也無法讓學生的多元才藝受到肯定。

須營造開放持續及具有温情唯才是用制度

陳振聲強調，我國須營造開放、持續以及具有温情的唯才是用制度，讓人們根據各自強項發揮潛力。他提醒，政策也須不斷更新，維護社會流動性和凝聚力。此外，他也呼籲教育界維持團結。

他説，我國獨立60年來克服重重挑戰，本地教育體制下來的任務，除了協助每個學生髮揮潛力，也要激勵他們不畏挑戰、勇敢前行，為新加坡做貢獻。

這場題為“從基礎發展至前沿——我們的教育之路”的講座由教育部、國立教育學院，以及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聯辦。約500人出席講座，包括教育部和政策研究所代表、國立教育學院教職員和教育專業文憑課程應屆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