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丹星：財政盈餘超預期 為何調高消費税？ | 聯合早報

政府財政盈餘超出預期，工人黨和前進黨的兩位秘書長質疑政府是否有必要在過去兩年調高消費税。人民行動黨議員則認為，財政政策必須能兼顧國家和社會的短期和中長期挑戰，才能讓人們安心。

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星期三（2月26日）在國會辯論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時説：“政府超出預期的良好財政狀況，令許多新加坡人質疑，為什麼要在2023年和2024年調高消費税。”

政府在2024財政年和2025財政年預計分別有64億元盈餘和68億元盈餘。2021財年至2025財年，也就是這一屆政府累積的盈餘估計高達143億元。

畢丹星認為，國際形勢仍在不斷變化，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備受關注，但新加坡仍能憑藉獨特的價值主張吸引到投資。由於國際企業增加對新加坡的投資，政府徵收到的公司税增加，甚至超過國家儲備淨投資回報貢獻（NIRC），這正好凸顯了這一點。

我國實施了國內補足税之後，自2027財年起，可再徵收到一些額外公司税。美國雖然宣佈要退出第二代防止税基侵蝕和盈利轉移計劃（簡稱BEPS 2.0），畢丹星認為，新加坡不會一夕之間對跨國企業失去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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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新加坡有調整税制空間 可徵收更多“財富税”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2_20_740647) [公司税收意外增加 新財年68億元盈餘遠超預期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2_19_740413) 考慮到這種種因素，畢丹星直指政府調高消費税是錯誤的決定。“輸入型通貨膨脹推高了本地物價，行動黨政府沒有必要火上添油，調高消費税，進一步推高通脹。即使決定在2023年調高消費税，政府也有足夠政策空間延後2024年調高消費税。

“在通脹高企的情況下繼續調高消費税是錯誤的決定。政府通過定心與援助配套和社區發展理事會鄰里購物券，減輕國人負擔，這些措施結束後，9％的消費税依舊存在。”

畢丹星認為，政府在預測開支需求和收入方面失準，“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今後很難支持調高税率的政策”。

他甚至説：“ 新加坡人不禁要問，政府的財政預測如此飄忽不定，每逢選舉卻總是表現良好，那究竟為何要徵收這麼多錢？”

非選區議員、前進黨秘書長潘羣勤則指出，政府協助新加坡人應付生活費上揚，調高消費税卻是造成生活費上升的原因之一。

她認為，政府應藉由調高公司税增加收入。我國實施了全球最低税率，這隻涵蓋年營收至少7億5000萬歐元的大型跨國企業。“我們仍有須要調整公司税，使得這項税率更累進和公平。這麼做也可以調低消費税。”

安迪：將生活費上漲 歸咎於消費税不公平

行動黨議員安迪（碧山—大巴窯集選區）卻認為，將生活費上升的矛頭指向消費税，是不公平的。

他説：“生活費是國人關注的課題，但我認為，調高消費税推高通脹的看法並不公平。新加坡和其他國家一樣，戰爭和供應鏈中斷等其他因素也推高了通脹。在最高峯時，新加坡的通脹率並沒有其他國家那麼高。”

我國2024年全年核心通脹率為2.7％，整體通脹率2.4％。

連榮華（武吉班讓區）指出，很少國家能擁有像新加坡一樣的財政實力，不只顧及眼前，也能為接下來的日子鋪路。“像這次的財政預算案， 繼續加強力度，幫助國人緩解高生活費，也確保有足夠財政資源，解決中長期面對的挑戰。例如興建更多的醫療設施來應對未來人口改變所帶來的需求、建設長期穩定的能源供應、持續翻新市鎮、加強治安與國防，照顧好社會上需要關心的弱勢羣體等等。”

陳佩玲（麥波申區）則呼籲政府，把至少一部分盈餘逐步填補到冠病疫情期間動用的儲備金。“這筆代代相傳的黃金寶庫，在我們這一代人出現危機時，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自然有責任為後代子孫保留這份重要的國家資產。”

政府在冠病疫情期間，動用了約400億元的儲備金，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與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