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2066》裏的時空建構與地景呈現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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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Nobody knows why”在許瑞峯的《新加坡2066》(Snakeskin, 2014)一閃而過。在這個一閃而過的畫面裏,文字因層層交疊而變得模糊,霎眼間看得清的只有這句話,歷史的分叉似乎突然出現了。
影片從取火開始,觀眾在古老的焚燒儀式中回到各式各樣的開國神話,開展一場紛亂的時空之旅。不斷交錯的時空與敍事,猶如蛇皮的紋路般交織在一起;不斷被反轉或重構的歷史就像蛇皮被一層一層褪? 退去,露出那些鮮為人知的斷裂與縫隙。這正是《新加坡2066》的魅力所在。
電影的意圖在開頭便已昭然若揭。敍述者告訴觀眾他繼承了一批膠捲,那個人要他把膠捲給燒掉,因為當它們被正確地排列時便會是邪惡的存在,在稍後敍述者説了“或許排列這些影像/圖像,並訴説我的故事之前,我須要開始組織這些神話”(Maybe to start ordering these images, to start telling my own story, I have to first start ordering these myths. )。電影的意圖在於組織、拼湊一個神話,“排列”才是電影的關鍵詞。本片的結構並非是線性的歷史觀,在這樣的曲折且非線性的歷史觀中,觀眾看到了對於歷史的不同解讀。
歷史的開端被設定為2066年6月2日,讓影片頗有種回溯之感,讓觀眾看見不同時代的神話是怎麼開展的。但同時,這些神話又不是被專心地敍述,有時會被岔開。在如此往復循環的一個過程中,多聲部的對話從此展開,歷史不再是一個個斷裂的節點,而是被剪裁在一起,像編織。
前華校生、生前是日軍的貓、歷史學家兼社運分子、時空旅人、電影編劇,大家都在敍述自己的故事。電影對歷史的重構在於回到個人的小歷史,並以此反射乃至建構一個寓言,進而讓觀眾重新質問歷史組成的過程。這部電影的歷史呈現是斷裂的,過去的敍述不斷被打斷,新的神話或寓言從這樣的斷裂中長出來。許瑞峯燒燬這些過去的影像或圖像以及新加坡的歷史書籍,讓時間顯現出來,就像在暗房沖印膠片,在黑暗中才能讓時間現形。
延伸閲讀
[玩轉電影二人組——蔡聖恩和林俐璇電影散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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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所及之處 談陳彬彬的《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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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的不斷改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把“地”視作空間的指向而“景”看作一種時間的指向,《新加坡2066》很大一部分在做的是對於地景的記錄。許瑞峯帶着他的攝影機,讓不同地方的光在膠片上留下他們的影子。目前已經關閉的電力站(The Substation)、坐落在惹蘭安邦(Jalan Ampas)八號的邵氏片場、 東海岸路(East Coast Road)的國泰-克里斯(Cathay-Keris)片場、福康寧公園(Fort Canning Park)等,歷史曾在這些地方發生過。觀眾隨着攝影機一起來到了這些地方,像鬼,和過去那些鬼魂一同見證正在發生的現在。這些空鏡頭不是無事發生,而是隨着敍事者的聲音或字幕,過去和現在被雜糅在一起。
這些記錄了城市一隅的空鏡不只是服務於敍述者的敍事,同時也是在記錄改變。建築物的拆毀、重建是城市的新陳代謝,是讓某種過去以我們熟知或不熟知的樣貌示人。《新加坡2066》的空鏡也是為未來的我們繪製一張關於過去的地圖,讓觀眾知道它們曾經存在過。過去的故事配上新的城市影像讓敍事產生了斷裂,但導演沒選擇用過去真實的影像來填補,而是讓觀眾看到了這個裂縫。也正是這些裂縫進一步讓觀眾去質問歷史的真偽。
看到電影開場回到1299年時不禁為導演捏了一把冷汗,如此恢宏的時間跨度時是否能被濃縮在100分鐘左右的片長?顯然,導演的意圖並不是要打破或重新給予新的建國神話,而是通過建構個人史讓大敍事下的歷史出現分岔路口,並讓觀眾看到不同的敍事。導演深刻地認知到歷史是被建構的,各説各話,但同時也意識到大歷史敍事底下個體敍事被抹殺的可能性。這部電影是導演自己的歷史,他舉着火把,讓暗夜裏的微小時刻發出了點點星火,讓黑夜給了他一雙黑色的眼睛,讓他尋找光明。
導演簡介:
許瑞峯(Daniel Hui),新加坡劇情片與紀錄片導演,曾在美國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修讀電影碩士課程。他也是新加坡電影團體13 Little Pictures的創辦人之一。他於2011年完成了他的首部劇情長片《日食》(Eclipses),之後的電影如2014年的《新加坡2066》(Snakeskin)獲得了蒙特利爾國際紀錄片電影節 (Montreal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的評審團特別提及。他於2024年完成的《夜宵噤時》(Small Hours of the Night)在新加坡禁映。除了自己編導電影,他也是一名資深的電影剪輯師,曾任《幻土》(2018)、《想要散步的夜晚》(Some Nights I Feel Like Walking,2024)以及《蝴蝶,別哭》(Don’t Cry, Butterfly, 2024)的剪輯師。他的電影對於歷史有深刻的反思與思考之餘,在形式上也具有高度的實驗性,對於畫面有精準的把控。
關於作者
P :家在橋的另一段,電視信號跨越一座橋的距離,在清晨6點雙眼惺忪的時刻來到我家電視前,播放着新加坡國歌。電視上播着梁志強的《跑吧!孩子》《小孩不笨》或陳子謙的《881》,鑄成了我童年的一部分。很多年後,定居在新加坡這片土地上,真正開始去探索新加坡電影的時候才發現,我童年的那一個部分原來只是整個圖景的冰山一角。